據媒體報道,北京市發改委6日正式發布了出租車調價方案,決定從本月10日起,出租車起步價上調至每3公里13元,每公里租價2.3元,早晚高峰低速等候費每5公里2倍租價,電召服務費4小時以上預約的由聽證方案的8元改成6元,4小時以內預約的價格保持5元不變。
與其他一線城市相比,北京出租車價格確實偏低,作出適當調整,是完全可以的,也是完全應該的。
但是,需要深入研究和思考的是,調價的目的到底是為了什么?調價到底能夠解決多少問題?
事實上,在北京,“打車難”只是問題的表象。從這些年媒體反映的情況來看,很多深層次的問題,才是“打車難”的根源。
從出租車行業來說,北京的出租車管理是市場化程度最低的地區之一。不僅出租車公司高度壟斷,而且出租車司機也成為“北京人”的專利。前者可以左右市場,后者則可以用逃避來惡化高峰期的“打車難”矛盾。相反,如果能夠像其他地區一樣,提高市場化水平,讓出租車行業的競爭性增強一些,是否可以改善“打車難”問題呢?
而高峰期出現的“打車難”,也不是“行人多”,而是“車輛少”。“車輛少”的主要原因,就是相當一部分出租車選擇了逃避,亦即寧可不掙錢,也不愿將時間消耗在堵路上。提高高峰期的等候費,或許能夠緩解“打車難”的矛盾,但“行路難”的問題不解決,仍然是杯水車薪,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打車難”的問題。
所以,如何解決“行路難”,才是解決“打車難”的根本。那么,北京市有關方面在這個問題上有什么樣的解決辦法和措施呢?其他城市的“公交化”、錯峰上下班等方式是否在北京得到實施呢?
而在北京,“黑車”也是影響出租車行業發展的一個突出問題。由于“打車難”,所以“黑車”也就有了市場。在北京的許多公共場所,都有“黑車”明目張膽地出沒。甚至一些出租車也加入到了“黑車”的行列。整治“黑車”,也應是北京解決“打車難”的重要方面。
同時,北京在某些公共場所的規劃和設計方面如何更加科學、合理、規范,也是解決“打車難”不可忽視的重要方面。以北京南站為例,其他地方,包括上海等一線城市,進出都非常方便,打車也十分容易。但是,到了北京南站,外面的車子進不去,里面的車子出不來。許多出租車司機,既想到南站拉客,又怕耽誤時間。而乘客到了北京南站,沒有半個、一個小時,根本打不到車。
當然,“份子錢”也是困擾北京出租車行業的一個十分突出的問題。雖然出租車公司也在大聲喊冤,認為自己沒賺錢。但是,出租車上交的“份子錢”都給了誰呢?如果真的都是因為稅費過高造成的,為什么就不能對出租車行業實施減稅,將收入讓渡給出租車司機呢?如果出租車司機的收入高一些,運行的效率是否就能高一些呢?
實事求是地講,北京出租車司機的收入是嚴重偏低的。如果政府能夠作出一些讓利,讓他們的收入增加一些,也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因為,按照有關方面的說法,調價能讓出租車司機每月增加2000多元的收入,而按照北京出租車司機的說法,調價未必能讓他們的收入提高多少。這也是一對新的矛盾。
所以,僅僅通過調價,能解決北京交通方面多少問題,能否有效緩解北京“打車難”問題,尚需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