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
人口紅利，經濟學術語，是指一個國家的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較大，撫養率比較低，為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的人口條件，整個國家的經濟呈高儲蓄、高投資和高增長的局面。
“紅利”在很多情況下和“債務”是相對應的。2013年1月，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2年我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在相當長時期里第一次出現了絕對下降，比上年減少345萬人，這意味著人口紅利趨于消失，導致未來中國經濟要過一個“減速關”。
不利影響
“紅利”在很多情況下和“債務”是相對應的。“人口紅利”也不例外。具體來看，與“人口紅利”相對應的“人口負債”就是不斷加速的人口老齡化的影響。人口老齡化將會從多個方面影響到經濟的持續增長能力。首先，老齡化會帶來社會撫養比不斷提高，勞動力的負擔和成本加大；其次，老齡化會加大消費性人口比例，降低生產性人口比例。第三，勞動力年齡結構“老化”將嚴重影響到勞動生產率。上述三個方面的影響都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經濟的競爭能力，并進一步影響到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活力。
劉易斯拐點與人口紅利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劉易斯提出“劉易斯拐點”，即勞動力過剩向短缺的轉折點，是指在工業化進程中，隨著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逐步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逐漸減少，最終達到瓶頸狀態。“劉易斯拐點”的出現，往往是人口紅利消失的前兆。
中國人口紅利2012年出現拐點
2013年1月，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2年我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在相當長時期里第一次出現了絕對下降，比上年減少345萬人。
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學部委員員蔡昉曾表示，這意味著中國人口紅利消失的拐點已在2012年出現，將對經濟增長產生顯著影響，我們應當在心理和政策上做好足夠準備。
蔡昉認為，中國40年來取得的經濟成就，充分條件是改革開放，必要條件歸根結底就是人口紅利。改革開放釋放了人口紅利，重新配置了勞動力，使就業更加充分。然而，中國經濟增長率自2012年以來逐年放緩，2012年至2019年期間年平均GDP增長率降至6.96%。他建議中國急需把經濟增長轉到提高勞動生產率上來，以緩解人口結構變化對經濟發展帶來的不利影響。
中國還有人口紅利嗎？
盡管傳統意義上的人口紅利衰減，但未來中國經濟仍在三個方面有人口相關紅利。
其一，中國勞動力資源的絕對量依然較大，勞動力供給潛力有待繼續挖掘。
國家統計局總統計師曾玉平指出，2020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的總規模仍然較大，有8.8億人，勞動力資源依然豐富，為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提供了重要支撐。
目前，中國正在通過改革挖掘人口紅利的潛力。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家對外開放研究院教授李長安指出，一方面中國逐步放寬生育政策，2013年中國啟動“單獨二孩”政策，2015年推出“全面二孩”政策。此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由于生育政策調整，全國多出生“二孩”數量達1000多萬人。
另一方面，穩妥推進延遲退休也成為延續紅利的一項重要政策。李長安認為，中國60-64周歲的老年人力資源有近8000萬，如果能夠將這部分人力資源挖掘出來，將有助于緩解社保養老壓力，增加勞動供給。
其二，勞動力的地域和產業轉移會產生巨大紅利。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此前對中新社記者表示，將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制造業時，勞動生產率會相應提高，這也是人口紅利相當重要的一個來源。
他指出，目前中國農村勞動力占總勞動力的30%左右，但發達國家農業勞動力占比一般低于5%，換言之，未來中國勞動力從農村轉移到制造業還有巨大空間。此外，林毅夫指出，中國制造業從最初的勞動密集型轉到資本密集型，再進一步轉到技術密集型，這個過程產生的附加值會不斷提高，同樣會產生紅利。
北京大學國民經濟研究中心主任蘇劍在接受中新社國是直通車記者采訪時也表示，未來應通過戶籍制度等一系列改革，讓勞動力跨地區、跨部門的流動更自由，改善勞動力的就業結構，讓勞動力向增加值更高的產業流動，如此可以使人口要素更好推動經濟增長。
其三，人口素質提高，將創造二次人口紅利。
蔡昉認為，未來中國經濟發展必然與人口老齡化相伴而行。雖然傳統人口紅利衰減，但可以創造第二次人口紅利，其關鍵就是通過發展教育和培訓，改善各個年齡段人口特別是老年人口的人力資本，并依托這個龐大的人力資源，提高勞動參與率和全要素生產率。
此番發布的人口普查數據顯示，近10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素質顯著提高。15歲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9.91年，比2010年提高0.83年。勞動年齡人口中，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達到了3.85億人，占比為43.79%，比2010年提高了12.8個百分點。大專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占比達到了23.61%，也比2010年提高了11.27個百分點。
（來源：國是直通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