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
1、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個國家發展到中等收入階段后，既不能重復又難以擺脫以往由低收入進入中等收入的發展模式，并且經濟快速發展積累的矛盾集中爆發，原有的增長機制和發展模式無法有效應對由此形成的系統性風險，很容易出現經濟增長的停滯和徘徊，人均國民收入難以突破1萬美元，遲遲不能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2、世界銀行《東亞經濟發展報告（2006）》提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基本涵義是指：鮮有中等收入的經濟體成功地躋身為高收入國家，這些國家往往陷入了經濟增長的停滯期，既無法在人力成本方面與低收入國家競爭，又無法在尖端技術研制方面與富裕國家競爭。
經濟發展階段劃分標準
人均地區生產總值是20世紀后半葉以來經濟學家研究經濟發展進程的重要依據。20世紀70年代中期，世界銀行在其年度發展報告中開始將國家按照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NP）分類，后改為按照人均國民收入（GNI）分類。世界銀行對經濟發展階段的分類指標較為普及，是當今許多經濟學家判斷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程度的重要依據之一。
世界銀行有兩種分類方式：
一是將國家或經濟實體劃分為四個收入檔次，即低收入、下中等收入、上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國家。這一分類標準非常明確且每年調整一次。2007年的分類標準為：人均GNI低于905美元為低收入經濟體；人均GNI在906美元—3595美元之間為下中等收入經濟體；人均GNI在3596美元—11115美元之間為上中等收入經濟體；人均GNI在11116美元以上為高收入經濟體。
二是在這四個收入檔次類別基礎上，又劃分為“發展中經濟”和“發達經濟”兩個類別。在世行官方文件中，“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被籠統地稱為“發展中國家”，高收入國家被稱為“發達國家”。世界銀行金融信貸政策對這兩類經濟體也有明確的收入“門檻”界限。按照1989年世行有關補充界定，這個“門檻”的收入界限是以1987年美元購買力計算的人均GNI為6000美元。在此收入門檻以上，便劃入“高收入國家”或“發達國家”之列。這一門檻每年隨美元購買力或價格指數的變化而調整，2007年世行確定的高收入或“發達經濟”的收入門檻為11116美元。
中等收入陷阱主要特征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主要有十個方面的特征，即經濟增長回落或停滯、民主亂象、貧富分化、腐敗多發、過度城市化、社會公共服務短缺、就業困難、社會動蕩、信仰缺失、金融體系脆弱等。
導致中等收入陷阱原因
第一，錯失發展模式轉換時機。以阿根廷等拉美國家為例，在工業化初期實施進口替代戰略后，未能及時轉換發展模式，而是繼續推進耐用消費品和資本品的進口替代，即使在上世紀70年代初石油危機后，還是維持“舉債增長”，使進口替代戰略延續了半個世紀。而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則因國內市場狹小，長期實施出口導向戰略使其過于依賴國際市場需求，極易受到外部沖擊。
第二，難以克服技術創新瓶頸。一國經濟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低成本優勢逐步喪失，在低端市場難以與低收入國家競爭，但在中高端市場則由于研發能力和人力資本條件制約，又難以與高收入國家抗衡。在這種上下擠壓的環境中，很容易失去增長動力而導致經濟增長停滯。要克服這一挑戰，就需要在自主創新和人力資本方面持續增加投入，培育新的競爭優勢。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在亞洲金融危機后再也沒能恢復到危機前的高增長，就與經濟增長缺乏技術創新動力有直接關系。
第三，對發展公平性重視不夠。公平發展不僅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創造更為均衡的發展，還能夠減緩社會矛盾和沖突，從而有利于經濟可持續發展。拉美國家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由于收入差距迅速擴大導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費嚴重不足，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減弱。如20世紀70年代，拉美國家基尼系數高達0.44—0.66之間，巴西到90年代末仍高達0.64，一些國家還由于貧富懸殊，社會嚴重分化，引發激烈的社會動蕩，甚至政權更迭，對經濟發展造成嚴重影響。
第四，宏觀經濟政策出現偏差。從拉美國家看，受西方新自由主義影響，政府作用被極度削弱，宏觀經濟管理缺乏有效制度框架，政策缺乏穩定性，政府債臺高筑，通貨膨脹和國際收支不平衡等頑疾難以消除，經濟危機頻發造成經濟大幅波動，如上世紀80年代的拉美債務危機，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1999年巴西貨幣危機、2002年阿根廷經濟危機，都對經濟持續增長造成嚴重沖擊。阿根廷在1963—2008年的45年間出現了16年負增長，主要就集中發生在上世紀80年代債務危機和2002年國內金融危機期間。
第五，體制變革嚴重滯后。在拉美國家，體制變革受到利益集團羈絆，嚴重滯后于經濟發展，精英集團的“現代傳統主義”片面追求經濟增長和財富積累，反對在社會結構、價值觀念和權力分配等領域進行變革，或者把這種變革減少到最低限度。經濟財富過度集中，利益集團勢力強大，造成尋租、投機和腐敗現象蔓延，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受到嚴重扭曲。
典型案例
1、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國家
國際上公認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和地區有日本、以色列、“亞洲四小龍”，但就比較大規模的經濟體而言，僅有日本和韓國實現了由低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的轉換。 日本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萬美元。韓國1987年超過3000美元，1995年達到了11469美元，2014年更是達到了28101美元，進入了發達國家的行列。從中等收入國家跨入高收入國家，日本花了大約12年時間，韓國則用了8年。
之所以能夠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這些國家進行了產業升級，擁有大量的核心科技，比如，日本靠的是機器人和人工智能、半導體新材料等高技術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而韓國的三星，提供了全球70%的DRAM內存，還有占據了93%的小尺寸OLED屏幕市場和94%的柔性屏市場；韓國造船業發達，造船總噸位占全球的40%以上。以色列則是出售先進的軍工技術。這樣通過高新技術帶來的高附加值，使國家從中高收入國家一躍變成了發達國家。
2、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
拉美地區和東南亞一些國家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一些國家收入水平長期停滯不前，如菲律賓1980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684.6美元，2014年仍只有在2865美元，考慮到通貨膨脹因素，人均收入基本沒有太大變化。還有一些國家收入水平雖然在提高，但始終難以縮小與高收入國家的鴻溝，如馬來西亞1980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1812美元，到2014年僅達到10804美元。阿根廷則在1964年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就超過1000美元，在上世紀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而后又回升到2014年的12873美元。墨西哥1973年人均GDP已經達到了1000美元，在當時屬于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而2014年人均GDP只有10718美元，41年后仍屬于中等偏上國家。拉美地區還有許多類似的國家，雖然經過了二三十年的努力，幾經反復，但一直沒能跨過15000美元的發達國家的門檻。
中等收入陷阱中國式特征
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在中國的表現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首先，我國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伴隨著各社會群體收入的絕對增加；
其次，我國城市化進程的相對緩慢減輕了城市問題突出的程度；
第三，我國的產業結構調整困難孕育著經濟發展的最大風險；
最后，對外經濟關系的不斷擴展和加深使我國頻繁受到國際經濟波動的沖擊。
中國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從日本、韓國等國的經驗看，最根本的是較為成功地實現了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特別是從“模仿”到自主創新的轉換。同時，日本和韓國在由中等收入轉向高收入國家進程中，都較好地控制了收入差距擴大，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創造了較為穩定的社會環境。總結這些經驗教訓，中國必須選擇適合自身特點，并且可以充分挖掘自身發展潛力的措施，才能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一，要以推動公平分配為切入點，為持續增長培育新的基礎。
中國在經歷40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之后，已積累了較大的生產能力，制造業更是得到“世界工廠”的稱號。因此，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日益凸顯了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的地位，這就對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收入分配提出了新的要求。即不僅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而且要縮小收入差距。對中國來說，目前出現的各種內外經濟不平衡都與居民收入水平和分配差距相關聯，而且，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收入分配差距的縮小還是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基礎。更重要的是，未來中國經濟持續增長需要有穩定的社會發展環境，這必須由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和實現公平分配來保障。為此，改變目前的國民收入分配在國家、企業、居民的比例，扭轉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直至最終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是避免我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首要選擇。
第二，要以提升產業結構為突破口，構造經濟增長新的動力。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是以可持續的方式保持經濟高速增長，這就需要構造新的增長動力。盡管經濟增長理論告訴我們，新的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源于技術進步或創新、知識和人力資本積累等方面，但對于中等收入國家來說，最現實最直接的動力應該是經濟結構調整，特別是產業結構升級。我國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所積累的生產能力已受到越來越強的約束，經濟結構調整勢在必行，如能夠比較順利地實現產業結構升級，那么就有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動力。
第三，要以循序漸進的城市化為依托，形成對經濟增長的持續支持。
快速城市化會帶來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長與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滯后的矛盾，進而引起高額城市化成本，這將大大降低城市化帶動經濟增長的功能。拉美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有其中的原因。未來中國的經濟增長要把握好城市化推進與城市化成本提高的平衡，緩解城市問題的集中爆發，不斷發揮城市化助推經濟增長的功能。
第四，要以擴大和完善國內市場為保障，降低受外部經濟波動的沖擊。
進入中等收入的國家易受外部經濟的沖擊，造成經濟徘徊。中國也會面臨這種沖擊，但我國廣闊且潛力巨大的國內市場，會成為抵御外部經濟沖擊的有效保障。在轉變外貿增長方式的同時，還需要把注意力引向挖潛國內市場上來。
如何看待2019年我國人均GNI、GDP突破1萬美元
2019年，我國人均GNI達到10410美元，首次突破1萬美元大關，高于中等偏上收入國家9074美元的平均水平，同時2019年我國人均GDP也突破了1萬美元大關。
GDP是指國內生產總值，它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所有常住單位在一定時期內生產和提供的最終產品和勞務的價值總和。“常住單位”是說這個國家的所有人，不論有沒有這個國家的國籍。所以，GDP是從生產的角度來反映經濟增長情況的。GNI是指國民收入，是從收入分配的角度來衡量居民、政府和企業等三個部門收入分配的總情況。。雖然計算范圍不一樣，總之我國這兩個指標都突破了1萬美元大關。這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縱觀全世界經濟體的發展歷程，這是多少國家沒能實現跨越的。這是否意味著我國已經進入發達國家行列了呢？
首先，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信息顯示，2019年全球GDP為88萬億美元，人口為77億，人均GDP為1.14萬美元，目前中國尚未達到全球平均水平。
其次，由于美聯儲超發貨幣，這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導致了美元的貶值，今天的人均1萬美元不能完全認為就等同于之前世界銀行提出概念時的1萬美元。
第三，當前中國經濟發展中依然存在著很多不均衡的現象，比如中國的很多產業體系依然存在著較為落后的產能，中國的工業升級也并沒有完全實現從一些比較落后的產能向全面先進的高精尖制造業的轉型升級。再比如收入不均衡現象，東中西部地區的收入水平依然有較大的差距，一線城市的收入水平和農村的收入水平差異性較大，中國還有6億人的月均收入在1000元左右，這說明中國還有相當多的低收入人群，他們或許高于貧困線，但生活是比較拮據的。中國需要解決的問題依然很多。
所以，從目前來看，雖然從標準上來說我國GNI、GDP雙雙突破了人均1萬美元的大關，但依然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們正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尚未完全跨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