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市民”進城，并非只是住房
時間：2021-05-31 12:43:13
作者：陳紅艷
“十四五”開局之年，“新市民”成為《政府工作報告》中的首提詞，并明確要“盡最大努力幫助新市民、青年人等緩解住房困難”。最為關鍵的是，怎樣加快推動農業轉移人口全面融入城市，讓更多民眾享有高品質的城市生活，關乎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
無疑，現階段完成高質量的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勢在必行。
01
如何真正市民化
在很多人想象中，農民一旦進城落戶，就會很快實現全方位的市民化，顯然這種預期過高了。完成高質量的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落戶不是目的，真正的市民化才是追求。
中央財經大學副教授柴鐸將農業轉移人口分為四個層次：身份的市民化、生產方式的市民化、生活方式市民化、未來發展市民化。
身份的市民化，指的是戶籍制度的調整和改革，指的是身份戶籍的轉化生產方式。
生產方式的市民化，指的是生產、工作、家庭主要收入來源脫離第一產業，勞動力要素從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轉移，收入主要來源由原來依靠農業收入轉化為第二或者第三產業的城市產業。
生活方式的市民化，指的是城市當中發達的商品經濟對原先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所催生的改變。包括除了經濟生活市民化之外，還包括社會文化生活，鄉村治理結構向城市治理結構的轉化。也就是，農村當中依靠約定俗成的宗族觀念和宗族管理方式，向城市當中現代社會依法依規治理方式的轉化。這是一個全方位的轉化過程，生活的城鎮化。
未來發展市民化，就是人的發展機遇城鎮化，在城市當中能夠獲取更好的公共服務，能夠獲取更好的醫療資源，能夠保障他的生存權，能夠獲得更好的教育資源，保障他的發展權。
從我們國家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歷史來看，存在欠賬的很多地方。雖然國家非常重視，但是推進過程很艱難，地方政府不夠重視。
地方官員為了自己在任時期的政績，不尊重地方的發展規律，不尊重地方的實際情況，貿然一刀切的推出農業人口戶籍調整政策。比如，當年陳良宇在任時，上海一夜之間城鎮化率達到90%之多，把很多農民戶口調成城市戶口。但其實從他們的生活方式，生產方式，包括他們在城市當中尋求長期立足發展的機遇來講，還遠遠沒有達到所謂的市民標準。
推動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可以有很多舉措。柴鐸表示，從土地和房產這方面來講，國家現在正在提的“人地產掛鉤”，在農村允許宅基地流轉，允許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就是把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他們進城之后，仍然能夠享受到自己在農村原來所擁有的集體資產帶來的長期收益。通過集體土地資產經營獲得的收益，可幫助他們在城市繳納社會保險，提供第一筆安家經費的支持，給他們生活提供一定保障。
所謂“市民化”，就是讓進入城市和城鎮的農業轉移人口，也就是農民工能夠真正享受和城市、城鎮居民同等的待遇，這是提高城鎮化質量的關鍵。
02
市民化決定經濟潛在增速下限
2021年4月8日，國家發改委出臺了關于印發《2021年新型城鎮化和城鄉融合發展重點任務》的通知，提出“協同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和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提高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質量。”
對此，多位專家表示，要繼續加快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取消現行的戶籍制度，并放開落戶條件、落戶門檻。逐步消除城鄉、區域之間發展不均衡的現象，淡化戶籍制度背后綁縛的各種利益，進一步推動實現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
數據顯示，目前農民工人數從2019年的2.9億，降到2020年的2.8億。如果大量的農村人口、農業勞動力不再進城，城市的二、三產業勞動力會出現從富余到短缺的狀態，勞動力成本會迅速上升。
過去10年，城鄉人口轉移是中國城鎮人口增長的第一大動力。2000年-2010年，城鄉人口轉移在中國城鎮化率提高中占比近56%。現在，城鄉人口轉移動力急劇下滑，占比只有36%，下降近20個百分點。從年齡結構來看，中高層農民工，特別是50歲以上農民工在城市留不住、返回農村的現象比較普遍。
中國在改革開放40多年時間當中，城市空間擴大了二三倍，但是空間城市化并沒有相應產生人口城市化。中國有2.8億農民工，戶籍問題把他們擋在了享受城市化成果之外，他們是被城鎮化、偽城鎮化的。
柴鐸指出，“大量的流動人口為城市發展建設做出了突出貢獻，但是由于戶籍政策限制，他們沒有辦法享受到城市的公共服務，這是一種人為造成的不公平。在我國的發展階段，社會主要矛盾已經發生轉換，演變為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矛盾，通過戶籍政策改革，能夠讓更廣大的人民享受到城鎮化的綜合紅利，這是務實的政策態度。”
“放松一些大城市的落戶限制，也是改善我們國家人口和產業空間布局的重要舉措。”柴鐸解釋說，“現在一些特大型城市，包括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一些特大型中心城市的發展，其資源環境承載力已經趨于飽和，就需要發展次一級城市。次一級中心城市的戶籍限制完全取消之后，有利于吸引人口，吸引產業，承接產業轉移，優化人口和產業的空間布局。”
實際上，城鄉人口流動會帶來消費升級，但是就地城鎮化并沒有這樣的效應。我們國家過去幾年經濟增速下降和城鎮化率趨緩，特別是城鄉人口流動的趨緩在時間窗口上具有一致性。毫無疑問，中國經濟潛在增速的下限很大程度上由城鄉人口流動的動力決定。城鄉流動和非戶籍人口的市民化又是由改革進度而決定，因此體制創新決定了中國經濟潛在增速的下限。那么，提高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質量是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抓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