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18-03-26 14:35:20
來源:南方都市報 作者:傅蔚岡
談及城市化,在絕大多數人印象中,那就是農村轉移到城市,城市人口和城市規模在不斷擴大。不過,在絕大多數城市擴張的同時,還有很多城市的人口在減少,即學界所說的“收縮城市”。此前有學者根據第五次人口普查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數據發現,在中國行政意義上的六百多個城市的市(轄)區,2000年到2010年間有180個城市的人口在減少。
這幾位教授發現的“收縮城市”,絕大多數位于“三北”地區,也就是東北、西北和華北。再進一步考察,就會發現“收縮”并不只是發生在180個城市,而是發生在絕大多數地區。這樣的結論是不是過于武斷了?事實上并不是。
以浙江省為例。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浙江都屬于中國經濟的優等生:2017年經濟總量處于全國第四,人居GDP位居全國第五。人口呢?從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數據來看,浙江的常住人口比2000年增加了765.71萬人,達到5442.69萬人,顯然是在增長,而不是收縮。但總量的人口增長卻無法否定內部縣市的人口減少這一問題。在全省58個縣(市)中,2010年常住人口數高于2000年的縣(市)為31個,有7個縣(市)的人口在減少;而在常住人口數最少的20個縣市中,只有武義、三門、云和和岱山四個縣的常住人口數在增加,其他縣(市)均有不同程度的減少,很多縣的常住人口數更以20%的速度在減少。
浙江作為經濟發達省份有近一半縣市人口沒有增加,從全國層面來看人口減少就更加不奇怪了,要知道浙江常住人口中有超過五分之一是省外流入,達到1182.40萬人。在絕大多數地區人口都在減少的趨勢下,又該如何看待所謂的“收縮城市”?
首先需要明確的是,“收縮”和“擴張”是市場經濟下的常態。因為勞動力可以自由流動,所以流出地的人口就會減少,而流入地的人口就會增加。隨著技術進步等因素,以前不適合居住和生活的城市,現在可能成了宜居之地。相反,以前看起來條件不錯的城市,現在則可能沒落。同時,這也不只是城市化過程中才會出現的現象,即便城市化完成,不同城市之間還會出現此起彼伏的現象。
以美國為例,從2000年到2010年,紐約州人口只增加了401,645人,比例為2.1%;德克薩斯州則增加了4,293,741人,比例為20.6%。紐約州因此在眾議院損失了2個席位,而德州增加了4個席位。2010年美國人口最多的前十大城市(不包含市郊等與城市有緊密聯系的大都會區),東北部和中部只有紐約、芝加哥和費城,而在50年前是7個,最為中國熟知的就是底特律,現在的人口與其60年前的高峰期相比,大概是三分之一多一點。
既然收縮和擴張都是常態,那么對于相關城市而言,最好是順勢而為,而不是逆勢擴張。面對不斷減少的人口,城市主政者最需要做的不應該是提出很多不切實際的計劃,從而惡化當地財政狀況。《中國“收縮的城市”:常住人口連年減少未必是壞事》一文中提到這樣一個現象,中國的“每座城市的總規里都預測未來人口會增長,城市面積也跟著要擴張”。以黑龍江伊春市為例,盡管該市人口從20世紀80年代末起已開始減少,但《伊春市城市總體規劃(2001-2020)》提出,2005年市域人口要達到133萬,2020年將達140萬。事實上,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時,伊春的人口僅為115萬。為什么在城市總體規劃中要把人口增長作為目標?因為在當前的規劃體系下,只有人口增長才能有城區面積的增加,而只有城區面積增加才可能進行大規模的公共基礎設施投資,而所有的投資都是為了G DP。事實上,在這些地區進行基礎設施投資的效果并不好,效率很低,還帶來了很高的財政風險。
甚至,我們應該歡迎這種城市收縮現象,因為這是經濟規律的必然結果。此前上海交大陸銘教授的多個研究表明,盡管這十多年來中國經濟一直高速增長,但是企業層面的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速度已經開始放緩,是什么因素導致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放緩?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大量的經濟資源(包括財政轉移支付和建設用地指標)開始向欠發達地區或者人口流出地傾斜,從而導致資源錯配。換言之,如果把這些資源放在經濟更有活力的人口流入地,可能會帶來更好的經濟效果。
我們今天所在的每一個城市,都是不同力量競相作用的結果,而人口的自由流動恰恰是城市化的起點。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不必畏懼城市收縮,相反應該警惕那些為了抵抗收縮而產生的各種資源浪費。
(作者系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