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網訊 中國社會科學院于5月15日上午9:00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第一學術報告廳舉行2015年城市競爭力藍皮書《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no.13—巨手:托起城市中國新版圖》發布會。《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課題組發布了研究結果,并就相關問題進行討論。城市化委員會專家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所長潘家華出席發布會并發言。
潘家華稱,《報告》提出很多新的思路和很多新的好建議,對中國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的城鎮化建設,特別是城鄉一體化的建設具有非常大的建設性意義。《報告》發布的指標都是人類社會發展所關注的,而且是一種生活品質發展質量導向的指標。對此,潘家華提出三點和大家共同研討。
第一,中國的競爭力更多的是一種行政權力的競爭力,行政的級別越高,權力越大,競爭力就越強。潘家華指出,中國這么多年來,很多排名基本上都是以行政權力的等級區別這樣一種競爭力,這樣一種競爭力是由行政權力壟斷造成對經濟資源、公共資源的集中所形成的競爭力。這樣的競爭力在發展中國家,在力量還不夠強的情況下,有它的積極意義。在經濟發展進入到一定的階段,在社會需要均衡發展、需要資源均衡配置,在要素平等交換的條件下,這樣一種競爭力是不符合這樣一個社會發展的參與需要的。潘家華認為,《報告》所評價的綜合競爭力,以及把行政級別比較高的城市排名,并沒有按照行政權力來排,有其客觀性、科學性、導向性。這項工作很有意義。
第二,今年報告提出了城市體系的問題,城市格局的問題,這個非常重要。潘家華表示,我國市體系、城市格局在改革開放以來的格局,應該是一種集化現象,權力和資源相對集中的地方,對資源的占用,造成城市過度的噴張,城市病的凸顯。改革開放30多年來,在把市場經濟特性和行政權力壟斷結合起來,使得特大城市越來越膨脹。潘家華注意到,中央政治局學習關于城鄉一體化發展,特別強調要素平等交換,資源的均衡配置,其中城市體系的構建應該是最為關鍵的。為什么最關鍵?潘家華以京津冀地區為例指出,北京全國100強高校有21所,天津有2所,河北省1所都沒有,河北人要看病都要到北京看病,好像這對于北京是有幫助的,實際上北京的城市病就是因為這樣加重的。另外,如果把清華大學搬離北京,比如到西柏坡,北京至少減少50萬人口,西柏坡就是一座大城市。
潘家華分析,在一些城市里,一些好的高校都在省會城市,而且思路是國家中心區域、區域中心城市,城市里面還分為主城區、次城區,如果按照這樣一種體系規劃城市體系的話,大城市的壟斷、大城市的膨脹是無休不止的。潘家華說,我們可以把1300公里的水,把長江的水調到北京來,沒有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對于可持續和宜居會是一種什么結果?所以,我們空間性的格局,其實是一種資源均衡配置的格局。
第三,城鄉一體的問題。潘家華表示,改革開放是從農村做起,城鄉一體講了很多年,習近平同志講到以城帶鄉,以工補農。這些設想很好,但是沒有一個機制。當年我國為了發展工業和發展城市,非常明確地提出工農產品剪刀差,把農產品價格人為壓低,來促進資金。通過高考、當兵,把農村優秀人才全部吸收到城市,這是有機制的。改革開放以后,我國也是有機制的,這個機制就是把農村的土地以無償、低價形式征收過來,轉化成這樣一種城市發展的制因。潘家華指出,沒有機制,這些一體就是“畫餅”。
對此,潘家華提出“托拉并舉”的思路。“托”就是托起來。潘家華回憶道,自己 80年代在英國念書時,醫療免費,上學也沒有太多的費用,每天一個英鎊的生活費足夠了。中國農村的農民有1/3留守兒童,如果他們的醫療、教育資源這樣一些基本的社會保障不能托底起來的話,人是沒有尊嚴的,農村沒有生命和升級。再一個是產業的托底、農業的托底。潘家華指出,必須在農業基本保障上托起來,農村才能有生命和生機。
最后,潘家華提出,為什么不能將醫療、教育、文化等資源從大城市疏散開?比如apec的會議在懷柔,為什么不能到岳陽去開?如果不能把資源分散化,問題就不可能得到根本的解決。所以,綜合競爭力還是要考慮城鄉一體的問題,要考慮資源的均衡配置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