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發掘并鼓勵“新鄉賢”反哺鄉村、參與鄉村治理大有可為,使其成為促進鄉村進步、革除“精神荒蕪”的重要實踐者和引領者
鄉村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組成部分。30多年前,鄉村改革曾起到了改革開放“排頭兵”的示范作用——1978年11月,小崗村開始實行“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拉開了我國對內改革的大幕。而在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大背景下,如何提高鄉村治理能力、完善鄉村治理機制,正又逐漸成為決策視野的重要部分。
鄉村治理千頭萬緒、紛繁復雜,需要有一個能切實發揮有效作用的精干主體。承擔起鄉村治理的任務的,除了鄉鎮政府、基層黨組織和村組干部外,農民也是不可或缺甚至是最重要的主體。而隨著市場經濟和城鎮化的發展,近年來很多鄉村出現了大規模的人口流動。流動出去的,多是以青壯年勞動力、大學生和優秀干部為代表的鄉村精英。基于此,有研究者認為,鄉村正逐漸蛻變成為“無主體”的社會,進而導致鄉村治理在某種程度上出現了“主體”缺位的困局。
紓解這種困局,不能寄希望于把鄉村精英強留在村中——這不僅違背了人才流動的固有規律,更無益于中國整體經濟的發展。彌補“主體”缺位,有一支力量不容忽視——“告老還鄉者”向亮華在湖南張家界象鼻嘴村卓有成效地推行傳統文化“教化”試驗,給了我們很大的啟發——大力發掘并鼓勵“新鄉賢”反哺鄉村、參與鄉村治理和精神文明建設大有可為。(新華每日電訊4月10日9版)
鄉賢文化,積淀了我國千百年來鄉村基層治理智慧,傳承思想源遠流長。有學者指出,“鄉賢”一詞,系指在民間本土本鄉有德行、有才能、有聲望而深為當地民眾所尊重的人。特別是,在我國傳統社會,鄉賢在維系地方社會的文化、風俗、教化方面發揮了有效作用。過去有官員“告老還鄉”一說,這些人也是鄉賢的組成部分。然而揆諸現實,雖然當前我國有大量精英是從農村走出來的,但這些“新鄉賢”極少有退休后回鄉的——從鄉村基層成長起來的優秀干部,職位升遷后舉家遷到城里,退休后也多在城里養老。兩相對比,向亮華從央企退休后“告老還鄉”回到闊別近40年的象鼻嘴村,并進行“教化試驗”,更顯示出難能可貴的精神和標桿意義。
樂于反哺的“新鄉賢”,在鄉村治理中具有獨特的價值——他們既熟悉本地鄉情民意,又了解外面的發展趨勢,可以有針對性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比如,原本想回老家練練字、鉆研鉆研《群書治要》的向亮華,在村里轉悠轉悠就發現了各種“精神荒蕪”問題:問個路,人家愛理不理;借支筆,滿村跑;一個村,一年到頭開不了一個會,文化活動幾乎為零;偶爾搞個文化下鄉活動,無非就是放個電影,而屏幕下卻空無一人。向亮華的“教化”試驗也因此而來,并取得了良好效果——接受傳統文化熏陶的象鼻嘴村變了,以前學生碰到外人會粗口罵人,但現在都變得懂禮貌,老百姓都習慣了見面鞠躬問好,以往沒叫一聲爸爸的兒媳婦叫爸爸了,總挑婆婆錯的李女士給婆婆磕頭認錯……
我們期待像向亮華這樣的“新鄉賢”反哺鄉村成為潮流,期待他們能有效彌補鄉村治理“主體”缺位,成為促進鄉村進步、革除“精神荒蕪”的重要實踐者和引領者。
一方面,“新鄉賢”要意識到鄉村建設是自己退休后大有作為的一個新戰場,可通過各種方式,主動參與到新時期鄉村治理的偉大實踐中,為“留得住鄉愁”貢獻自己的學識力量;另一方面,有必要進行相應的頂層設計,出臺相關的政策措施,為“新鄉賢”反哺故里提供良好的體制機制、基礎條件支撐。比如有組織的動員引導,一定的資金配套扶持,一定的精神榮譽鼓勵等等。
還有,不少從鄉村走出來的“精英們”退休后不愿回鄉,與鄉村醫衛文化基礎建設仍然滯后不無關系。人到退休年齡以后,身體多少都有些毛病,本來或許也有回鄉貢獻余熱的打算,但一想到萬一生個病鬧個災啥的,簡陋的鄉村醫療條件恐怕難以招架,多半會打退堂鼓。這也提醒我們,諸如進一步提高鄉鎮醫療水平、減少他們后顧之憂之舉,也是吸引“新鄉賢”回鄉貢獻余熱的基礎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