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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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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現代史以來關于鄉村治理問題的定位
中國的鄉村治理問題，自近現代以來百年間，一直是國家當政者(或者統治者)工業化的強制性天命所派生出來的最主要問題。
近現代以來的鄉村治理問題，包括國家政治建設進程中長期未能解決的村治、鄉治和縣治的“三治問題”，表現為百年間農村中大量發生的社會沖突 。它緣于百年間國家主導的工業化相伴隨的“鄉衰”。
國家主導工業化的強制性天命與中國既有資源稟賦之間的張力所造成的現代化悖論，是中國近現代史上鄉村治理問題的根源。鄉村治理問題，從現象上看是如何避免小農貧困、農業破產以及鄉村破敗動蕩的政治問題，孰不知經濟關系是最大的政治,其實質是怎么既能有效地汲取小農剩余，同時又形成一種合適的制度安排保證基層政權不淪為“贏利性經紀” ，不使小農被剝奪得太狠以至于失去生活底線、造成社會動蕩的問題。
上個世紀前半葉，從20世紀初至1949年建國之前，是西方工業化國家的資本經濟全球擴張在中國表現的時代。這種表現首先是在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軍事侵略的大背景下，國家以國家權力向鄉村過度延伸的方式，以及以官僚資本主導的工商金融等非農產業的方式，過度汲取小農剩余。自晚清以降，國家都竭盡全力通過權力下沉的方式，力圖將國家權力的根植入鄉村基層，一方面有效地汲取小農剩余以主導現代化的發展，一方面維持鄉村的穩定。但是，即使是在國民黨執政最輝煌的“黃金增長十年”，舊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如此之快，成效如此之顯著，也是出現了一個“錢幣”的兩個方面：一面是工商業資本原始積累加速;一面是犧牲農業、小農破產、鄉村破敗和社會矛盾激化。由于工業化的強勢汲取和當時國力薄弱以及人多地少的資源局限，國民黨即使從政治上推行鄉村自治活動，通過保甲制借助鄉村社會當中既有的權威資源和管理機器來穩定鄉村、治理鄉村，也無力解決這種政府主導的工業化的強大的“負外部性問題”——政權內卷和國家動蕩之嚴重后果。于是，官僚資本的強勢集團不得不向社會轉嫁制度成本，形成了以農民為主體的不可調和的暴力和革命，結果是其寄生其中的國家政權的坍塌。
建國以后到改革開放之前這30年，(重)工業化作為一個強制性的天命，仍然內在于鍛造現代中國民族國家的歷史進程中。換句話說，新生的共和國政權，其歷史使命仍然是“對外民族獨立，對內工業化”。新中國早期的快速工業化之路，在當時國際宏觀環境制約和自身內生性資源條件限制下，只能走國家主導型的“非西方”的工業化道路。當時實行的城鄉二元制度和人民公社“政社合一”制度，都是為了有效地為工業化、城市化提供人、財、物的積累。由此形成兩個結果：一個是通過國家動員，在短短30年時間有效完成了工業化、城市化積累，形成了相對完備的工業化體系;一個是形成了相對落后的農村和相對先進的城市并存的二元經濟社會結構。這是在一個人口眾多、資源緊缺的發展中國家，在保證政權穩固和社會穩定的前提下，為實現工業化所必然發生的實踐邏輯。這個時期值得重視的是：在農村實行的集體化制度，作為“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政社合一”的制度安排，是中國共產黨汲取民國政府教訓，承擔其未完成的工業化強制性天命的、一種內含低成本解決或者消解當時鄉村治理命題的“中國式”創造。
改革開放30年來，是全國上下通過改制全面發展的時代，也是中國融入新時期的全球化、新時期的全球化以各種產業資本的形態入滲中國的時代。應該說，“三農”問題在這個時代得到了更多的重視。有研究者指出，上個世紀80年代的改革開放，是農民自主性回歸、農業得到大力發展、農村得到空前發展的歷史。但是，以《土地法》等國家政策制度的出臺(1988年)為轉折，中國重新回到了國家工業化和城市化優先發展的軌道。土地法規定，鄉鎮企業用地權收歸國家;城市和城鎮用地權收歸國家;各地新辦企業必須進入“經濟開發區”或者特區。而1987年開始的“分灶吃飯”的財政體制改革，要求鄉鎮政府每年按照7%遞增上繳財政收入;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更使中央財政的財力(國稅收入)得到空前加強。其結果是：中央和省市政府的錢越來越多——增加國家(工業化和城市化)能力，縣鄉基層政府的錢越來越少——服從國家(工業化和城市化)戰略 。
總而言之，改革開放之后，尤其是90年代中后期至稅費改革之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實質，一方面是城市工商業資本和金融資本通過種種制度安排繼續從農業提取剩余的老問題;另一方面是城鄉對立的二元結構使“人地關系高度緊張”的基本國情矛盾更為嚴峻。于是，改革開放年代的“三農問題”日益嚴重，直至出現了李昌平呼吁“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 的現象。只要制約中國的根本性矛盾——人地關系高度緊張在長時段沒法改變，而且中國作為發展中的東方大國依然要勿庸置疑地現代化下去，甚至在鄧小平南巡后形成的外向依附型的現代化發展模式不變更，即以“消耗自己、照亮別人或‘內卷化’大多數農民”的“蠟燭經濟”的方式發展 ;那么，就近現代史以來百年間的“宏觀和共性”來看，三農問題(農業、農民和農村)的出現就是一個真問題，而其得以解決就是一個偽問題。
然而，鄉村治理的問題，或者說“三治”(縣治、鄉治和村治三級治理)問題，歷史地從國家或當政者的角度而言，卻是個真命題。因為在人口上億的發展中國家，三農問題是工業化、城市化的永恒的伴生品;然而三治問題——或者說是鄉村治理問題，卻是從配合工業化戰略的“保底”的角度提出來的，是強勢集團或者城里人在“狂歌猛進”地擴大工業化戰果之時，不至于使其巨大的負外部性殃及到社會動蕩和國家政權的塌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