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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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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當下經濟增長原動力衰減、新動力尚未接上的局面，人口變化無疑是根源之一。首先，表征人口紅利的低扶養比自2010年起快速上升，老齡化的到來，使有利于經濟剩余轉化為儲蓄的人口條件正在失去。由此，無限供給的儲蓄推動資本形成高增長的模式無法持續；其次，在人口和經濟部門“二元結構”下，每年約2000萬農村剩余勞動力無限制轉往城市工業生產領域的速度在迅速放緩，“民工荒”和農民工工資上升速度超過城鎮職工，導致塑造我國比較優勢的低成本在迅速退去。
按新古典增長理論，人口紅利消失后，單純依靠生產要素投入模式的式微，經濟增長最終會回到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即技術進步和要素的重新配置，主要發達國家都經歷了這一轉型。
要素在城市積聚后，收入水平提高，工業品需求下降，人力成本和土地成本也在上升，工業資本投入的邊際生產率開始下降，低端制造業就被迫要向外轉移，或者轉型升級到高端制造業，服務業成為經濟增長的主導，要素重新配置對于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產生了倒逼機制，這是發達國家從工業化到城市化的一般路徑。但我國由于長期人為壓低要素價格，使本來不盈利的項目盈利，再加上對經濟規模的追求，政府長期干預微觀領域，人口紅利消退和資本形成下降倒逼技術革新和要素重新配置的效果不彰。
據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蔡■的研究，1982年至2009年，我國GDP增長中，資本形成貢獻了71%、勞動投入貢獻近20%，而全要素生產率貢獻不到10%。因此，30多年高增長，靠的是人口紅利和廉價勞動力無限供給下可觀的資本邊際報酬，而微觀層面的技術創新激勵不足。在人口紅利消失后，資本形成也不可維持，可能會出現增長源泉真空和經濟失速。國家之所以將新型城鎮化作為關系現代化全局的大戰略，就是看中了城鎮化在要素重新配置上的綜合載體作用。
城市（鎮）化是工業化推進的自然結果，由勞動力和資本等生產要素推動的工業化，產生了人口、資源在城市積聚的效應。工業化進展到一定程度后，城市（鎮）居民對工業制成品的需求下降，對于服務業產品的需求將上升。而且，人口越積聚，不僅服務業的需求越大，而且服務業門類也越齊全，這就是為什么只有在大城市，才能享受到全國各地的餐飲，演唱會、音樂會、足球賽等才有市場空間的原因。
工業化推動我國城市化率從1978年的17.9%上升到2013年的53.7%，年均1.4個百分點，超過發達國家城市化時期年均0.6個百分點的水平。但是，人口在城市積聚的效應沒有發揮出來。盡管第三產業增加值去年占GDP的比重達46.1%，首次超過第二產業，但這更多是由于要素投入的增長模式用盡，第二產業快速回落所致。而且，同期發達國家第三產業增加值占比在70%以上，比我國高了近30個百分點。盡管我國投資率一直保持在45%以上的高水平，是大型經濟體的兩倍，但1979年至2007年全要素生產率年均增長率在3.72%，而2008年至2012年則下降到2.21%。
農村剩余勞動力進了城市，但積聚效應沒有發揮出來，原因在于這些人群并沒有真正融入城市，無法獲得戶籍所承載的城市公共福利。“農民工”的稱謂恰如其分，他們的身份既是城市工人，也是農民，用李克強總理的話來講叫“懸在半空”?？梢哉f，過去30年，雖然有2.6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了城鎮，但人口紅利其實并沒有完全發揮出來。從這個角度講，我國人口紅利消退既有劉易斯拐點的影響，但更多還是既有的人口轉移沒有將紅利釋放出來。
由于農民工無法融入城市，其消費潛力不可能主要在城市釋放，城市人口增加了，但服務業增加并不明顯，而且一直在低端層面徘徊；出于養老的考慮，農民工的儲蓄基本上都匯回到農村，用于子女的教育和建房，無法緩解老齡化后儲蓄下降對于資本形成的沖擊，城市（鎮）基礎服務設施建設的規模效應和成本分攤效應無法發揮；由于一直停留在低端制造業，高達75%是初中及以下學歷的農民工無法承擔制造業升級重任，更無法以高素質來延長人口紅利。
新型城鎮化之所以強調“人的城鎮化”，將核心定在解決“三個一億人”的問題（2億多農民工融入城市，新增1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就在于充分釋放人口紅利，不僅包括新增人口紅利，更在于將被禁錮的人口紅利釋放出來。人口紅利的第二次釋放，不僅能緩解資本形成過快下滑，避免增長源泉真空和失速，而且能充分發揮人口紅利釋放對于產業轉型的倒逼機制，清退低端過剩產能，促進制造業高端化，將城市積聚效應充分發揮出來，讓第三產業成為新的增長源泉。這時，盡管經濟增速下降了、人口老齡化了，但經濟失速、失業率上升、產能過剩、產業轉型困難等陣痛會順利被平滑，經濟也會順利過渡到“新常態”。
本質上，3億農業轉移人口從“懸空”到“著地”，不僅是對我國以往違反工業化和城市化一般規律的糾偏，更在重塑經濟增長中的人口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