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春節這一傳統佳節在中國社會的存在,發生在職場上的就業人口流動主要以農歷新年為重大節點。每年的春節過后,都會有相當一部分人群選擇重新擇業,這其中也包括一定比例的在一線城市和二三線城市之間流動的人群。而隨著近幾年一線城市生活成本和工作壓力的迅速上漲,年輕人“逃離北上廣”這樣一個概念開始頻頻出現在大眾媒體的話語中。然而,令人意外的是,這廂剛剛熱議“逃離北上廣”,那廂又開始討論“逃回北上廣”,意指年輕人不適應二三線城市重新回到一線城市。
故而,最近幾年,每逢春節趨遠,“逃回北上廣”的話題都會被不斷提出,并引起不少年輕白領們的共鳴。事實上,嚴格來說,學術界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給出足夠充分的調查研究來論證“逃回北上廣”的概念是否精確,以排除這一概念是被大眾媒體單方面所“炮制”;但是,從不斷涌現的輿論共鳴來看,“逃回北上廣”也許并非一個偽命題,而是一個真實存在的社會現象。
在討論“逃回北上廣”前,當然要先搞清楚“逃離北上廣”的背景和動因。按照較為流行的觀點,要而言之,“逃離北上廣”主要是在2010年前后房價瘋狂上漲,交通驟然變擠,空氣迅速變差以及工作壓力普遍上漲帶來的部分一線城市中低產者出現外流。在一線城市競爭加劇,生活水準下行,以及二三四線城市發展勢頭上揚的情形下,不少在北上廣打拼了一段時間的人選擇了返回故鄉所在的中小城市。
不過,年輕人此前“逃離北上廣”時所設想的“美好生活”卻并沒有如期實現。“幸福并非就在彼岸”。甚至,相對于北上廣的高生活成本和擁擠的交通等缺點,二三線城市的權力運行方式更加粗暴,人情關系網勝于工作能力等劣勢在這一部分年輕人眼中顯得更加不容接受。可以說,在一線城市也許競爭壓力更大,自己更顯得渺小,但反之機會也越多,成功可能性也越大;而在二三線城市,關系網密布的情形下,“拼爹”成為多數人的殺手锏。于是乎,“逃回北上廣”這一說法也就應運而生了。
不過,無論是逃離還是逃回,問題的根源都不應該細究一線城市或者二三線城市本身。具體到個人,逃離也好逃回也罷,當然有其復雜的個人因素考量,但從社會結構的層面切入,問題的核心還在于資源分配上的公平與否。實際上,就業群體無論年齡,必然都是市場導向型的。在一線城市和二三線城市之間,城市與城市之間的權力本身就存在不平等,我們不能否認一線城市更有活力、更為規范也更具規模,但其取得更大成就的前提卻并不能忽略一線城市作為國家級中心城市而擁有的更大的政策資源優勢。所以,優質勞動力聚集北上廣本身也與政策資源更豐富相關。
另一方面,回到二三線城市,個體競爭更強調關系人脈,體現出的是微觀上的“資源決定論”。所以,對于大部分年輕勞動力而言,在二三線城市拼的是個人所在家族的社會關系網絡,而在一線城市,這些人則是在一個城市競爭不平等格局下進行的相對公平的競爭。
從個體的角度來看,選擇更大的發展空間自然無可厚非。但從社會的角度出發,則必須指出發生在城市之間和個體之間的雙重不平等。
因而,我們今天在這里討論“逃回北上廣”,除了不能忽略“逃離北上廣”,并將二者作為一枚硬幣的兩面來看待之外,更應該看到的是,在北上廣與其他地方似乎已經天然地成為兩個世界之時,反思的視角既要注重傳統人情關系在就業市場中的負面影響,也要注意到存在于城市和城市之間,區域和區域之間的不平等問題。一言以蔽之,年輕人無論是逃離北上廣回家鄉城市做“死咸魚”,還是逃回北上廣做“沙丁魚”,個體都在既有的不公平的資源分配格局下被安置,這一代年輕人的活力和青春都在“逃離”和“逃回”的經歷中被漸次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