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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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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嶸教授，前往貴州興義市則戎鄉擔任納具村村長助理，引發社會輿論的廣泛關注。有人認為，作為社科院的知名專家，于建嶸去西部地區的落后山村擔任村長助理有點大材小用，他更應該把時間和精力用在做一些研究工作。中國有那么多凋敝、落后的鄉村，但只有一個于建嶸，即使做好這一個個案，經驗也難以在其他地方推廣和復制。也有人認為，于建嶸這一舉動體現了中國文人“經世致用”傳統精神的回歸，對于促進納具村的建設發展具有積極作用，還可以在全國范圍內引起對鄉村建設的重視，并建立一套既有理論高度，又有實踐經驗的鄉村建設模式。
此前，于建嶸赴黔西南州調查時，對州領導提出納具村這個傳統的村落需要更多的發展方向，需要尋求合作，需要一些新的發展思路。州領導說“專家不能只動口不動手，怎么做，給些經驗”，于是雙方很快就談到了一起。針對社會各界的關注和議論，于建嶸事后通過微博予以回復，“我的工作就是研究社會問題，特別是農村社會問題。如何復興村莊傳統文化，為農民找到一條致富之路，是我職責所在”，并表示“絕不在貴州領一分錢工資補助和報銷車馬費，絕不到村民家白吃白占，全是自帶干糧；希望能幫助布依族的納具村從衰敗中得到修復，建立文化旅游性質的‘布依大院’，并為天下的藝術家打造一片創作空間；個人的能量有限，拜請朋友們參與。”
歷史溯源
中國的鄉村建設最早可以追溯至20 世紀二三十年代。當時的中國，農業生產手段落后，生產水平低下，農民生活不能溫飽，無法接受最基本的教育和醫療保健，身體病弱，文化落后。尤為嚴重的是，二三十年代的中國農村，遭遇了一連串的天災人禍。國家政治秩序動蕩，軍閥戰亂頻繁，匪患遍地，廣大農村不斷成為內戰的戰場和土匪侵擾的對象；水旱災害頻發，受災面積廣闊，受災人口眾多；雪上加霜的是，20年代末的世界經濟危機深度波及在世界經濟體系中處于弱者地位的中國，由于我國的進出口結構以出口農產品和工業原料、進口工業成品為特點，本來就不堪一擊的小農經濟如履薄冰。農村“破產”，是朝野上下、社會各界的共同結論，具體表現為大量農業人口因戰亂和災荒而損失或者流離失所；農產品滯銷、價格慘跌，并致土地價格下跌；農村金融枯竭，農民購買力下降，負債比例和幅度上升；農民離村率上升，土地拋荒現象嚴重，等等。與經濟落后相伴而生的，是文盲充斥、科學落后、衛生不良、陋習盛行、公德不修等不良現象。正是在這樣的現實背景下，救濟農村、改造農村逐漸匯集成一股強大的時代潮流。
如果說，鄉村建設運動在30年代逐漸匯聚成為波瀾壯闊的時代潮流的話，那么，它的源頭的涓涓細流卻發源于不同的時間，也曾流經不同的區域。據統計，20世紀 30年代全國從事鄉村建設工作的團體和機構有600多個，先后設立的各種實驗區有1000多處。這些團體和機構，性質不一，情況復雜，誠如梁漱溟所言， “南北各地鄉村運動者，各有各的來歷，各有各的背景。有的是社會團體，有的是政府機關，有的是教育機關；其思想有的左傾，有的右傾，其主張有的如此，有的如彼。”但關心鄉村，立志救濟鄉村，則是這些團體和機構的共同點。
今日鄉村
按常住人口統計，中國農村擁有6億農民，如果按戶籍人口統計，中國的農民達8.5億，占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正確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國家穩定繁榮的前提。然而當今農村的現狀令人擔憂，大多數農村在耕作方式上仍采用傳統的方法，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存在，單位農民的耕作面積較少，也在一定程度上挫傷了農民大量投入的積極性。因此很少采用機械化，勞動生產率較低。在作物品種上很少有很大的創新，而且在耕作過程中片面地追求產量，大量施以農藥、化肥。從而導致作物的質量下降，出口受到嚴重的限制，市場份額減少，農民收入較低。在農業生產過程中，固定設施投入較少，抗災能力差，靠天收的事實長期存在。
由于農村的文化教育水平普遍較低，部分文化程度較高的青年農民工還大量涌向城市，導致農村人力資源的流逝，新的科學文化技術很難在農村得到大面積的推廣，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緩慢。廣大農民普遍缺乏政治權利意識，往往把選舉權作為一種交易工具，以至普選出來的村干部很少成為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
在經濟大潮沖擊之下，傳統農村日益破敗、消亡、崩解的不爭事實，并產生與之密切相關的留守兒童、留守老人、文化道德危機、土地閑置與浪費等諸多問題。也許有人并不認同這種悲觀的視角，在他們看來改革開放幾十年，農村的經濟狀況從總體上比以往應該更好才是。從絕對收入角度，農民的生活水準是提高了。然而，這卻難以掩飾農村與城市相比，在后者充滿活力的發展面前日益遲緩的腳步。《中國在梁莊》一書的作者梁鴻曾通過對故鄉的調查，揭示了城鄉二元體制下，農村充當了原始積累的提供者、廉價勞動力的輸出者，卻不是真正的獲益者；它為城市提供生活必需的農產品，提供建設和發展必需的勞動力，成就了后者的飛速壯大和發展。然而由于體制和戶籍制度的限制，城市對農村的反哺卻微乎其微；農民工在城里辛苦勞累，卻無法融入到城市之中，是永遠的異鄉人；他們攢錢回鄉，蓋起了新房，一年卻沒有幾天住在里面；夫妻兩地分居，子女缺乏家長管教，農村勞動力匱乏，鄉村政治建設遇冷，兒童入學率降低……這一系列問題，使得農村更加落魄。
不謀而合
追根溯源，中國鄉村建設不是無本之末，而是無數專家學者歷經近一個世紀的探索和實踐；如今許多鄉村日益落后與凋敝也絕非危言聳聽，而應引起政府部門、研究機構及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并加以解決；今天，許多專家認為中國問題在“三農”，切身參與鄉村建設可以說是他們對建設發展農村思路的不謀而合。與3年多以前，有媒體曾經報道過安徽阜陽南塘村在“海龜”袁天鵬推動下試驗議事規則的故事，由此形成的“南塘十三條”，是羅伯特議事規則的農村版。如今，這些經驗匯總成一本《可操作的民主——羅伯特議事規則下鄉全紀錄》，隨書附帶有光碟。影像中，那些看起來樸素、土氣的村民與城市里來的面皮白嫩的“海龜”精英一起，操練一百多年前由一位美國將軍記錄、整理、研究出來的議事規則。最終，一套舶來的規則在大眾眼中民主素質“最差”的中國農村得到實踐，并行之有效。
對于納具村的未來發展，于建嶸教授已有一個清晰的計劃：“今后，將在全國招募志愿者，做農民手工藝品的免費培訓，還可以向農民提供生產資料，然后由團隊協助推銷產品”。陪同于建嶸前往的還有上海一家公司的領導，準備指導當地生產高檔環保農產品，比如秋葵，種出來后，由該公司負責銷售。此次去的人還包括建筑設計師，有規劃師，有藝術家，有民族工藝生產商，于建嶸明確表示，他 將“靠微博拉動很多資源到村里來”。
參與鄉村建設，于建嶸教授不是第一人，也不會是最后一個。他的這一選擇反映了一名學者對中國農村問題的關切和擔憂，也將引導社會各界重新審視、討論建設發展農村的路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