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志敏:天福園有機農莊主、高級國際商務師、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委員
在“人類制造”形成人類文明后,人們越來越重視人類智慧而輕視自然。漸漸地,人與自然關系的認知產生斷裂,人與人關系的認知產生變化。人類的思想混亂了,視生命為財產、土地私有。土地是一種生命態。土地的私有使土地被“車裂”,數千年的古老農耕文明開始衰敗。公元前841年,諸侯割據,各諸侯都欲做大做強、日益強大,約370年的諸侯征戰,諸侯展開土地和人的爭奪戰。史稱“春秋”。公元前476年,大國爭霸,約250年的你爭我奪,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史稱“戰國”。“春秋”“戰國”時期長達600多年,突顯人與大自然、人與人的諸多不和諧。在“春秋”“戰國”時期出現的“諸子百家”,代表著當時思想混亂中的反省。孔子生于“春秋”(公元前551年),卒于“戰國”(公元前479年),享年72歲。經歷社會變遷,孔子在“春秋”末期提出了“仁”學思想。到漢武帝(公元前140即位)時孔儒成為社會主流思想,影響中國社會達兩千年之久。
孔子的學生眾多,孔子教導學生“學而不厭”,“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個學生叫樊遲(又名樊須),學而不厭的問孔子如何種莊稼。孔子坦言:“吾不如老農。”樊遲又問孔子如何種菜,孔子坦言:“吾不如老圃。”孔子的意思是讓樊遲去拜老農和老圃為師嗎?孔子曾說:“三人行必有吾師。”當樊遲出去后,孔子感嘆說:“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作為樊遲的老師,孔子為什么不當面教導樊遲呢?
孔子視點高大上,志在治國。孔子認為治國以“禮”。什么是禮呢?孔子講的禮是社會規范和道德規范。例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社會規范和道德規范以什么為基礎呢?孔子認為治國以“義”。什么是義呢?義指人的思想和行為符合一定的標準。標準是什么?孔子認為治國以“信”。什么是信呢?誠實,不欺。什么是誠實、不欺呢?誠實和不欺的標準是什么呢?孔子以“上好”作為“禮、義、信”的規范與基礎,以“上”之所好決定民之所敢與所莫敢。“上”又因何而“好”、為何而“好”、以何為“好”呢?
孔子的視點在治國。《論語·子路篇》中有葉公問政,子曰:“近者悅,遠者來。”葉公問怎樣治理國家,孔子說使國內百姓高興,使國外百姓前來歸附。如何使國內百姓高興呢?國內百姓莫敢不敬、莫敢不服、莫敢不用情,可稱為“悅”者乎?如何使國內百姓高興呢?要使百姓得到實惠,安居樂業。國外百姓或是難民前來歸附、需要平等地享受國民待遇、獲得實惠,那禮、義、信之邦是否有那么多的實力繼續推行優惠政策?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惠。”以稼以圃為生的百姓是小人,得惠而悅的近者是小人,為惠而來的遠者是小人,小人難養,那禮、義、信之邦君子能有幾何?君子能做幾時?自古以來,國家總是以城市為中心。城市公民是“近者”,農村公民是“遠者”。“近者悅,遠者來。”城市越來越大,坐食不耕的“食口”越來越眾多,無論怎樣現代化、機械化、高效化農業,終究是“敗農者也”,城鄉差別越來越大,很多強國實施農業補貼來填補差別。農業是“先天之本”,農業依賴補貼說明先天之本的功能喪失,腎衰竭。農業依賴補貼就像是腎依賴透析。怎樣透析?取決于醫護和透析機械。可有高明的醫護和透析機械?透析效果如何?或茍延殘喘,或延年益壽,無論醫護多么高明、透析機械多么高級,未有能恢復腎功能者。
孔子認為治國“焉用稼”。如果“禮、義、信”之邦輕視農業,能保有糧食安全和糧食主權嗎?能有足夠的糧食養育本國國民嗎?四方之移民、難民都投奔到“禮、義、信”之邦,這“禮、義、信”之邦能有足夠的糧食養活四方之移民或難民嗎?孔子認為治國“焉用稼”。《論語·憲問篇》中有南宮適問于孔子曰:“羿善射,蕩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適走后,孔子說:“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南宮適的提問比樊遲高明,南宮適提問的出發點是治國,治國是孔子所關心和用心的;南宮適的提問比樊遲高明,以羿射蕩舟與禹稷躬稼的對比來提問。樊遲請學稼,子曰“小人哉”。如果禹稷未曾學稼,不懂稼,又怎能躬稼而有天下呢?對南宮適的問題,“夫子不答”,或許現代人會回答:“時代不同了”。時代不同了,人體血液中的元素和結構、人的五臟六腑是否也隨著時代而不同了呢?
《論語·微子篇》講子路從而后,遇丈人,以杖荷條。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谷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耘。子路問“是否看見”孔子,老農沒有回答子路的問題,卻講了“如何看”孔子。“四體不勤”者,是謂“懶人”,不了解自己的身體、不會管理自己的身體;“五谷不分”者,是謂“食盲”。“五谷為養”,“民以食為天”,食盲不懂生命節律和生命關系,食盲比文盲可憐可怕得多。老農講完便忙著干活了。“子路拱而立。” 子路為何拱而立?天晚了,不便趕路。純樸善良的老農熱情地“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老農不僅讓子路留宿,而且殺雞煮飯招待子路,讓自己的兩個兒子陪子路吃飯。老農多么仁,多么義,多么禮啊!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
春秋時期已經食口眾多,農耕文明已開始衰敗,孔子未能有機會耕種,因不懂農業而輕視農業,南宮適的提問一定使孔子很受觸動,治國、治生都離不開農業。聽了子路的講述,孔子很想與老農聊聊。遺憾的是孔子雖然想了解“隱者”的智慧,卻沒有“劉備三顧茅廬”的執著。也許劉備的執著是因為諸葛亮當時已是出了名的“臥龍”,而不是一個無名無姓的老農。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子路雖然在老農家又吃飯又留宿的卻并沒有了解老農,老農是“近者”還是“遠者”呢?隱者是君子還是小人呢?想不明白日前還“以杖荷條”、“植杖而耘”的老農怎么會突然遠離土地呢?日前還殺雞煮飯款待路人的老農為什么會遠離土地呢?這是《論語》中的一大謎。子路為什么強烈譴責曾熱情款待過他的老農“不仕無義”呢?子路為什么嘆息“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呢?為什么只是子路在說話、而且言辭激烈呢?為什么沒有“子曰”呢?與隱士老農的失之交臂是孔子的一大遺憾。孔子年事已高,不可能學稼學圃躬耕了;在紛亂的戰國時代到處東奔西走周游列國的孔子也不可能在某國置地將私學與耕種并舉了。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孔子所說的“道”與老子所說的“道”不是一回事。孔子所說的“道”指自己的主張。老子所說的“道”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清楚,“道可道,非常道。”孔子注重“仁”。什么是“仁”呢?“仁”與“人”同音。“仁”由“人字旁”和“二”組成,“二”表“天、地”。“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作為人,必須與天、地和合。仁是人最基本的美德。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相傳孔子曾拜見老子。拜見了老子,孔子獲得了什么呢?老農為何不見孔子呢?
在春秋戰國的“諸子百家”中,“農家”發言不多,因為無需多言,與自然合作管理生命不是喋喋不休說出來的。農家在與自然的合作中感覺到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道法自然,不用說的。農家想象不出遠離農田的人會以為花生長在樹上,農家更想象不出脫離自然的人會有怎樣的異思狂想。任憑諸子百家眾說紛紜,老農說了句“四體不勤,五谷不分,孰為夫子”后便“植其杖而蕓”了。不論種糧種菜,萬物生長自有時,都需要尊重自然,成“禮”;不論種糧種菜,都需要與自然合作,成“義”;不論種糧種菜,都需要守天時,忠實于天道,成“信”。“禮、義、信”是“仁”的表現,是人類幸福生活的基礎。
在漢代,孔子被奉為圣人,孔子的遺憾變成了民族的遺憾、歷史的遺憾。孔子的思想對后世的“教育文明”和“官場文明”影響深遠,卻沒能指導生活。子曰之“不時,不食”遠不如子曰之“我不如老農”、“我不如老圃”更有影響力,歷代“學而優則仕”的官吏多空有治國意無有治生計。生活在“上好禮,上好義,上好信”中延展。在漢唐盛世,生態已發生巨大變化,到“宋”時,林木成為寶貴的財富之源,農字演變成“辳”。“宋”與“送”同音。黃土高原因大量植被消失變成荒漠,孕育了中華民族的搖籃被斷送了。宋代遷都了,開始進口糧食了。“盛唐”、“大宋”留給后世什么呢?記錄悲歡離合的唐詩宋詞?憫農的“高尚”情結?水土流失的黃土高原?上千次的黃河泛濫?如果那天然農業發達的黃土高原還在,會有多少美好詩篇?!會有多少豪邁?!不要唐詩宋詞,要黃土高原!
與老農失之交臂,是孔子的遺憾。悠久的輕農和或隱或現的憫農導致棄農和畸形農業,使這因古代農耕文明而成為偉大的民族蒙羞,是孔子更大的遺憾。孔子作古約兩千五百年了。人類進入了“新春秋戰國時代”。土地被諸多“權”馬分尸,所有權、使用權、經營權、開發權等等對土地實施“車裂”。除了國與國的戰爭、人與人的文斗武斗、商戰職戰外,還有人與天地的戰爭、人與動物的戰爭、人與植物的戰爭、人與昆蟲的戰爭、人與微生物的戰爭、人與疾病的戰爭。種種戰爭,耗費巨大,損傷慘重,卻仍不能使人停止戰爭。人們追求日新月異、推陳出新。為了不斷做大做強,“己所不欲,務施于人”,當今人類痛苦不堪,幸福屈指可數。痛苦使現代人反省。
反省孔子的遺憾,不是為了抱著孔子的遺憾。反省孔子的遺憾,努力實踐禹稷躬耕。尚農,與自然合作管理生命,找回民族的根!尚農,與自然合作管理生命,找回生態功能、食物安全和生命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