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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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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簡介：
向德平，武漢大學社會學系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武漢大學中國減貧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社會建設專委會專家顧問。2007年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2009入選人事部等七部委“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人選，2012年獲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
主要研究方向：發展社會學、城市社會學、社會工作、社會政策等。
10月29日十八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指出，“農村貧困人口脫貧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艱巨的任務。必須充分發揮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11月23日，習近平主席主持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提出要“堅持扶貧開發和經濟社會發展相互促進”，“堅持扶貧開發和生態保護并重”，“堅持扶貧開發和社會保障有效銜接”。那么，在扶貧開發中應如何發揮政府的作用、引入市場的力量？如何確保扶貧開發與生態保護、社會經濟發展并行？帶著這些問題，《城市化》雜志專訪了武漢大學中國減貧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社會建設專委會專家顧問向德平教授。
《城市化》：“打贏脫貧攻堅戰”是一項系統工程，您認為，政府要想幫助農村貧困人口脫貧，應在哪些方面作出努力？
向德平：我國政府歷來都十分重視農村貧困人口的脫貧和發展工作。自1986年國務院成立貧困地區經濟開發領導小組（后改為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以來，我國政府開始實施有計劃、有組織、大規模的開發式扶貧工作，相繼出臺了一系列扶貧發展的規劃、綱要等政策性文件，并投入了大量的財力、人力和物力資源。現階段，我國農村的貧困狀況已經發生了變化，包括絕對貧困基本消除、相對貧困日益凸顯，貧困人口分布從大集中向小集中、分散分布轉變等等，但貧困標準低、貧困人口多、脫貧人口易返貧，貧困地區整體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不高，這些仍然是農村扶貧開發工作面臨的重大挑戰。
作為一項系統工程，政府要想幫助農村貧困人口脫貧，首先應建立貧困人口的精準識別和精準瞄準機制，這是實施針對性扶貧開發工作的基礎和前提；其次是提高扶貧資源的投入力度、整合力度，以及扶貧資源的使用效率，這是提高扶貧開發實效、實現農村貧困人口脫貧發展的關鍵；再次是有效落實當前國家“十三五”規劃與《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兩項制度的銜接，落實精準扶貧等一系列農村扶貧開發工作機制，將農村貧困人口的風險防范與貧困治理相結合，這是促進農村貧困人口脫貧、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工作內容；最后是加強全社會關注農村、關注貧困人口以及農村扶貧開發的輿論環境和社會環境建設，讓更多的企業、社會組織及公眾真正認識貧困、認識扶貧開發工作，從而關注扶貧、貢獻扶貧，形成扶貧開發的合力。
《城市化》：您曾提到，貧困由多種原因造成，消除貧困也不可能只靠政府一方發生作用。那么，應如何引導市場的力量參與到扶貧開發中來，使“扶貧開發和經濟社會發展相互促進”？
向德平：在扶貧理論發展歷史上，無論是國際社會還是中國社會，最早的扶貧理論都強調經濟發展對于貧困地區及貧困人口的涓滴效應。改革開放初期，我國農村扶貧開發的策略基本上也可以看作是以體制改革推動的扶貧開發，包括實施農村土地經營制度改革、逐步放開農產品價格、大力發展鄉鎮企業等一系列農村改革措施，通過農產品價格提升、農業產業結構轉變以及農村勞動力的非農就業等渠道，利用市場機制將經濟發展的利益傳遞給貧困人口，使貧困人口脫貧致富，取得了大幅度緩解貧困的作用。
現階段，我國扶貧開發戰略轉變的原因之一也是緣于經濟發展減貧效益的逐漸減弱，但是這與引進市場力量參與扶貧開發并不沖突。當前引進市場力量的參與已經不僅僅是發揮市場機制在扶貧開發當中的積極作用，更在于引進市場主體的參與和投入，以及提高貧困地區、貧困人口利用市場機制實現內生發展的能力和動力。借助市場主體的參與，一方面可以整合協調更多的扶貧資源和扶貧主體，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引導貧困人口市場觀念、市場意識的建立和轉變，真正建立長效的、可持續的生計轉變方式和扶貧開發機制。
對于如何引進市場主體的參與，我認為：一是應培育和倡導市場主體參與扶貧開發的理念，建立關愛和奉獻社會的企業家精神，提高市場主體參與扶貧開發的主動性；二是完善市場主體參與扶貧開發的平臺，實現政府與市場主體對于貧困及扶貧信息和資源的共享、整合，提高市場主體參與扶貧開發的針對性、有效性和可持續性；三是建立和完善市場參與扶貧開發的稅收、金融等優惠政策體系和激勵機制，提高市場主體參與扶貧開發的積極性；四是探索和創新市場主體參與農村扶貧開發的利益分享、利益鏈接等扶貧機制和模式，提高市場主體參與扶貧開發的效益和有效性，實現企業獲利與農民致富、地區發展的共贏。
《城市化》：《決定》提出要“堅持扶貧開發和生態保護并重”，這是否會制約市場力量在扶貧開發中發揮作用的方式（如：高效益但污染企業將受限制）？在這一限制條件下，市場又將以何種方式發揮最大效用？
向德平：公眾對于農村貧困的認知實際上仍然存在一定的誤區，即單純認為經濟發展落后的物質貧困是農村貧困的全部和整體面貌。上世紀80年代，王小強、白南風兩位學者在《富饒的貧困——中國落后地區的經濟考察》一書中描述了我國落后地區的經濟社會概況，他們對落后地區的改革發展問題進行了開拓性探索，并提出了富有獨創性的見解。這本書也指出了一個極具深意的理論和現實問題，即貧困地區豐富的發展資源與落后貧困現狀之間的反差和矛盾性事實。
目前，貧困理論已經從單維的物質貧困發展到文化、權利、機會的多維貧困框架，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事實也證明了單純強調經濟發展以及“先污染后治理”的發展理念是不可行的。貧困地區具有豐富的生態和發展資源，但同時也面臨極其脆弱的生態環境。貧困治理的目的不僅僅是幫助貧困人口擺脫物質貧困，更在于使其享受良好的生產生活環境、獲得平等的發展機會和發展條件。同時，貧困地區的發展也是國家區域協調發展及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一部分，我們的發展強調“又好又快的可持續發展”，貧困地區的發展更應是“既要金山銀山，又要綠水青山”的發展。因此，中央強調“堅持扶貧開發和生態保護并重”，代表了一種可持續的發展理念及綠色扶貧發展觀，這并不是意味著要“制約市場力量在扶貧開發中發揮作用的方式”。當然，就目前來看，政府應繼續推動我國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探索建立市場主體參與農村扶貧開發的資格準入和約束機制，真正實現企業發展與農民受益、生態環境保護協調發展的多元共贏局面。
《城市化》：“打贏脫貧攻堅戰”需政府與市場形成合力，在這一聯合發力的過程中，政府無疑居主導地位。那么，在這一關系中，政府應對市場持何種態度——給其可能的最大自由，還是為保證扶貧開發的公平、環境的可持續而對其多方約束？
向德平：市場作為一種資源配置的方式，本身具有自發性、盲目性和滯后性的失靈特點及產生負外部性的特征。經濟發展并不必然惠及所有貧困地區及貧困人口已經被各國發展歷史的事實所證實，加之貧困人口作為一種社會弱勢群體，其面臨市場風險的脆弱性特征更加明顯和突出。缺乏政府的有效引導，市場主體參與扶貧開發并不意味著一定會帶來積極的脫貧效果。因此，引導市場主體參與農村扶貧開發，并不能單純理解為政府給予市場極大的自由，并給予企業一定的優惠條件，而是要以精準扶貧方略為指導，促進市場機制發揮積極的益貧效應，同時增強貧困人口對抗市場風險的能力和素質，警惕和防范市場資本對于農戶利益可能存在的剝奪現象，實現企業、貧困人口及地區的利益共贏和協調發展。
就此而言，在政府與市場形成合力、多元參與的扶貧開發格局中，政府無疑處于農村貧困治理的主導地位，理應承擔起促進扶貧開發公平進行、貧困地區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的責任。政府一方面應盡可能搭建市場主體參與農村扶貧開發的信息、資源共享平臺，建立市場主體參與農村扶貧開發的優惠政策體系和激勵機制；另一方面也應建立起市場主體參與農村扶貧開發的利益引導機制和行為約束機制，切實維護和保障貧困人口及貧困地區的發展利益，切不可形成企業“劫貧致富”、貧困人口“越扶越貧”的“假扶貧”困局和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