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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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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著名的“證明”：我媽是我媽
日前，老家江西、現居北京的陳先生與妻子、孩子為出國旅游辦理簽證，需明確一位親人為緊急聯絡人。陳先生想到了自己的母親，卻被告知需要提供“他母親是他母親”的書面證明。陳先生為此感到頭疼：其北京戶口簿上只顯示了自己、妻子和孩子的信息，而父母在江西老家的戶口簿上早沒有了陳先生的信息。這時有人告訴陳先生，可以到父母戶口所在地派出所開這個證明，因為那里有他戶口遷出的記錄。想到要為一個證明跑近千公里，而且還不一定能順利開出，陳先生甚感煩悶。最終，令陳先生意外的是，他向旅行社交了60元錢后，就不再需要證明“我媽是我媽”了。
最無奈的“證明”：我是我
原籍河南駐馬店的陶先生2001年在北京結婚時，戶籍還在駐馬店，當時結婚證上的身份證號還是15位，尾號是251。2004年，身份證號升為18位，在陶先生不知情的情況下，他的身份證尾號被改成了2611。2006年，陶先生要將戶口遷至北京，身份證號碼的不同使他難以證明“我是我”。為此，他整整在北京和駐馬店之間跑了7趟，直到找到從前的鄰居開出證明：“我是在這出生、長大的。”這才艱難證明了自己的身份。
2015年，陶先生再次遭遇證明“我是我”的難題。陶先生的兒子要去美國旅行，因未滿16周歲，辦護照時必須要有監護人的身份證明，可陶先生對比身份證和兒子的出生證明，發現身份證尾號仍不一致。因為身份證尾號問題，陶先生曾氣憤地把結婚證辦了兩次——正是這兩張結婚證幫了他的忙。美國簽證官仔細查看后，發現結婚的是同兩個人，只是身份證尾號不同。簽證官認為，這可以從邏輯上證明陶先生“我是我”的身份，陶先生的兒子這才順利拿到護照和簽證。
最無語的“證明”：我是正常人
家住西安市長安區的張先生23歲時曾到西安市精神衛生中心門診做過一次咨詢，醫生經檢查，為他開了一些短期服用的藥物。此后，張先生一直在一家學校擔任任課老師，還擔任過班主任，至今已30年。
2015年7月30日，張先生和妻子到長安區民政局婚姻登記處辦理協議離婚手續，工作人員分別對雙方進行約談，了解情況。約談中，工作人員分別詢問雙方：張先生以前有沒有患過精神病？張先生與妻子如實回答，同時表示，這已經是30年前的事了，30年來張先生沒有再犯病，已經恢復成了一個正常人的狀態。但是工作人員說，像張先生這種情況，必須有縣級以上專科醫院出具的“正常人”相關證明才能辦理協議離婚，否則無法辦理。
張先生又回到30年前咨詢過的西安市精神衛生中心，在做完所有必要的精神狀況評估檢測后，終于拿到檢測報告和“正常人證明”，并依據“證明”辦理了協議離婚。
最復雜的“證明”：根據證明開證明
2015年4月21日是安徽省淮北市教師資格證現場認證的日子，認證中，思想品德鑒定表內有一項“有無犯罪記錄”。參與認證的閆女士由于沒有工作單位，必須由居委會蓋章表示她“無犯罪記錄”。然而，閆女士找到自己所在的相山區紡織社區居委會后，居委會卻表示：對于居民有沒有犯罪記錄，相關情況居委會并不掌握，當地派出所才掌握，只有在派出所開具“無犯罪證明”之后，居委會才能蓋章。
閆女士又找到三堤口派出所，派出所卻要求她：先到教育局開具“需要無犯罪證明的證明”。于是，閆女士又聯系了相山區教育局。在電話中，工作人員告訴她，辦理“無犯罪證明”不需要他們開具任何證明，教育局“也無法出示這個證明”。這讓閆女士很是著急——教師資格證現場認證只有兩天時間，如果兩天內認證不了，今年就無法取得教師資格證，也無法參加當地的教師招考。最終，經過當地媒體的干預，閆女士才從派出所開具出“無犯罪證明”。
最心酸的“證明”：我媽已被火化
浙江省諸暨市市民何先生的母親2010年突發腦溢血去世，2011年，何先生了解到母親生前交過一筆100元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金。按照規定，如果參保人去世時未滿60歲、未能領取養老金，可以把這筆錢取回，于是何先生到諸暨市安華鎮政府的社保窗口咨詢。工作人員表示，要出示其母親的“火化收據證明”才能拿回保險金。
讓何先生為難的是，由于母親去世突然，后事操辦匆忙，親人們都不記得“火化收據證明”放在哪里了。殯儀館表示，補辦火化證明需要出示村委會開具的死亡證明和死者本人的身份證復印件。這讓何先生更加為難：母親的身份證與戶口本在葬禮辦完不久就注銷了，根本無法拿到身份證復印件，“我媽去世4年多了，諸暨公安戶政已經在戶口本上明明白白寫著注銷戶口證明我媽已經死亡，為什么還要繞這么大圈子補辦火化收據呢？”
4年間，何先生陸續去了殯儀館8次，民政局和鎮政府也去了多次，“我拿戶口本和村里開的證明到諸暨民政局安華辦事處，對方卻讓我去殯儀館開火化證明，到了殯儀館，殯儀館又要我去村里開證明……”直到媒體介入后，當地鎮政府才于2015年5月13日打電話給他，告訴他只要憑派出所開具的死亡證明就可辦理業務。
最冷漠的“證明”：老人摔倒致傷
日前，60歲的老人陳先生一瘸一拐地走進社區辦事處，要求工作人員蓋章，自稱幾天前在居民院里摔傷了腳，找保險公司理賠時，工作人員讓他到社區開“意外傷害證明”，證實他是何時何地怎么受傷的。工作人員對此甚感無奈：“他摔傷時我們不在場，怎么給他證明啊？”
老人被拒絕后十分惱火，指責道：“我在這里住了15年，鄰居們都清楚我的為人，絕對不會說謊來騙證明。”最終，工作人員想出一個變通的方法：讓老人找到摔傷時的目擊證人，請目擊證人出具證明，社區再證明這些人是社區的常住居民，迂回地開了一張證明。
類似事件并非孤例：四川一位老太太在烏魯木齊火車站不慎摔倒，之后她回老家報銷住院費，卻被告知要開“摔倒證明”，對方的理由是“病歷上只寫了脊柱受傷，手術治療，沒寫是怎么造成的。誰能證明你是在火車站摔倒的？”無奈之下，老人再次返回烏魯木齊，但當地社區無一愿開具此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