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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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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國英：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專家委員。
“勒緊褲帶過日子”這個短語常用來形容一種人們因被迫無奈而不得不接受低標準生活的窘境。
從史料看，盡管“勒緊褲帶過日子”不是人們的本性追求，但在很長的歷史時期里卻是多數百姓的生活常態。在前現代化時期，“30畝土地1頭牛”意味著一個家庭只有不到2000斤谷物。若一個家庭5口人，生活會十分拮據。如果這個家庭是佃戶，恐怕更只能勉強度日，家人勒緊褲帶，忍饑挨餓，應該是常事。古代有文獻說，“五口百畝之家”是社會繁榮的基礎，這個大抵不錯，但這種家庭類型只有在王朝更迭周期的少數年份才會多一些。
一個國家進入工業化時代，按說不會有百姓“勒緊褲帶過日子”的情形了，但仔細想想，因為國家政策使然，這種情形也會換個形態出現，“勒緊褲帶過日子”有了另一種翻版。在我看來，限定百姓持有的財富形態，就是要百姓“勒緊褲帶”的一種形式。
中國的土地政策極大限制了百姓消費，也限制了百姓向中產階層轉化。
城市的土地供應政策降低了大多數老百姓擁有獨棟房產的可能性。老百姓在擁擠的樓房里，雖然有個土地證，但土地是所有居民共有的，只有百姓在出售自己的住房時，土地價值才可以實現。我們國家，居民區用地占城市建成區的比重多在25%左右，同樣指標在歐美約為45%以上，東京甚至到了59.2%。于是，中國的房價走到了多數發達國家前頭。一線城市房地產開發的土地樓面價到了房價數倍以上，而東京新宿獨棟房產的同一數值約為四分之一。在這樣一個背景下，中國城市基本不許建獨棟住房的政策還算大體能落實，因為一線城市的獨棟房屋價格遠超過了歐美一線城市的富人區獨棟住宅。中國只有富豪、明星能買得起獨棟住宅房屋。房價居高不下，房產便成了投機、保值投資的標的物，而中國偏偏沒有房產稅，于是，投機者大量囤房，房價愈是難得下降。這使房價的分配功能大過拉動經濟增長的功能，百姓更多地是把自己的儲蓄交給了房地產商與政府的城市建設平臺公司。
土地政策導致的房價怪胎不僅讓老百姓“勒緊褲帶”，樓房單元住宅建設客觀上也確實不能拉動消費。獨棟住房與樓房單元住宅相比，在一次性購房以后所產生的后續支出差距有天壤之別。樓房單元住宅的使用除物業服務費之外，基本上不發生后續與居住有關的支出，而獨棟房屋的使用則會跟隨很大的支出。因為房屋是獨立的，自己折騰房子影響鄰居的“外部性”發生的機會大大降低，于是，個性化的房屋維護、能源系統的改造、小型花園的構造維護、比轎車更貴的皮卡的購置、待客便利設施的配備、因私密性得到保障而擴大對保姆的需求、房屋維護工具的購置、小區公共設施的精細化管理等等，這些代表了生活品質的提高，自然也會極大地增加支出、拉動國民消費。但是，“勒緊褲帶過日子”的人們，對這種生活品質是不敢覬覦的。政府政策使一般百姓面對巨大的初始投入門檻只能“望洋興嘆”。
好歹活著就不錯，擁擠的日子也是日子，好處是省錢。于是，勞動力價格很低，工資不需要太高。吃飯湊合月支500元，蟻族抱團房租300元，衣物網購月攤200元，待客上大排檔馬虎支出100元，令人心疼的交通費每月300元，通訊費100元是底線，孝敬爹娘好歹攤上200元，滿足不良嗜好再花300元，談感情怕傷錢就不戀愛，體瘦腰細也不必去健身館，還有不可預見費500元，各種保險費非交不可又是600元。如果月薪5000，還剩1900，存著吧，等爹娘靠勒緊褲帶攢的錢幫助自己買房時，自己也能拿出一點來，算顧得住臉面。
這種狀況能兼顧效率、平等，能守住社會穩定么？難度太大。如果上述情形在封閉條件下發生，現實還會更糟，這個自不必討論，因為中國在加入WTO之后，已經是一個相當開放的經濟體。我們要討論的是開放條件下“勒緊褲帶過日子”結局會如何。
從大格局看，這種“勒緊褲帶過日子”的意念及其政策導致效率損失無可避免。消費受到抑制，加之勞動力成本比較低，貿易順差會很大，人民幣升值在所難免。外幣對人民幣貶值，但貨幣發行國可能沒有通貨膨脹，當人民幣升值到了一定程度，國外土地產權便有了投資價值，于是，資本精英與知識精英便在國際上展開套利移民，大量購買發達國家的地產房產。新近的報道是馬云與馬化騰斥資數千萬美元在紐約附近購置了百余平方公里的地產。因為政府手中的外匯是貨幣發行的基礎之一，按說外匯儲備沒有對應的國內的水平供應，會發生通貨膨脹，但政府的利率政策與準備率政策被用來防止通貨膨脹，便導致國內的資本價格高昂。國內資本價格會吸引國外資本進入中國貨幣市場展開套利行為。這兩種套利行為并不利于中國實體經濟的穩定發展。有朋友會說，資本在國際間自由流動有利于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這個當然沒錯，但相關的問題是勞動力沒有自由流動，國內土地市場開放度低，所以說我們面對的是一種不對稱的資源流動。我們需要國內的自由流動與國際的自由流動相互匹配。
眼下的政策還傷害社會平等的建立。資本高價本身易于使富者恒富，窮者恒窮，這個自不待說,能夠借人民幣升值條件而出國購置地產套利的也不會是一般的老百姓。從土地的實際占有看，中國其實不能真正控制私人對土地的奢侈消費性占有。各類法人占地的條件過于寬松，給法人所包含的部分自然人享有土地提供了極大空間。社團法人占地通常富裕，有的法人有培訓中心、變相出租的設施、大花園環繞的接待中心等等。企業法人占地也很闊綽，例如北京郊區的度假中心、會議中心、高爾夫球場占地，就一點也看不出北京是一個缺地的城市。對比之下，看看北京的居民區吧，四環外的幾個大型居民區大概是世界上最擁擠的居民區。天通苑占地面積約48萬平方米，規劃建筑面積600多萬平方米，容積率超過10倍，每平方公里人口估計在8萬人以上！國內資本價格高還限制私人投資擴大，影響就業擴大，增強工資上升的阻力，從而進一步制約一般勞動者的收入提高。
百姓財富擴大受限，當然影響社會穩定。近幾年，筆者一再呼吁人們注意社會心理與財產形態之間的關系，但因人微言輕，似乎沒有誰將這種關系當一回事。中國有近150億畝國土，如果拿出來約幾千萬畝地的使用權讓城市大部分家庭擁有獨棟房屋，當然也擁有約200平方米土地，究竟礙什么事了？這么一個變化，換來的是國民的好心情，是中產階級的感受，是保守而非激進的意識形態，有什么不好？一方面讓老百姓擠在高層建筑里不自知地生悶氣，另一方面又建造發泄悶氣的公共廣場，想鼓勵什么？想刺激什么？居住形態，茲事體大，還要怎么說才明白？社會穩定要持續，必須靠內生的社會妥協愿望，不能靠強制。絕大部分人有了一份接地氣不動產后，變得慈善友好了，少量的窮人也就有了穩固的“便車”可以搭乘，社會便大體可以是一個整體。我們當然知道百姓的財產形態不是決定社會穩定的全部，但更應知道“木桶短邊效應”的意義。縱使其他方面努力有成就，在改善百姓財產形態這件事上出了差錯，木桶的長邊也毫無用處，木桶的盛水能力還是不行。
解決問題的出路，當然是改革土地產權制度、土地規劃管理體制以及城市居民建設用地的入市辦法。改革的突破口是鼓勵獨棟房屋的建設，可以用經濟辦法鼓勵現有利用效率很低的土地轉為獨棟房屋建設用地。土地應可以“零售”上市，讓取得土地使用權的家庭直接與建筑商簽訂建造合同，把開發商晾一邊。要支持城市郊區及淺山地帶的不適于發展農業的土地有條件地轉變為獨棟房屋建設用地；用嚴格的環境標準與土地占用差別稅率顯著增大少數人建設豪華莊園的成本；應在一定時期內限制城市建設高層住宅，現有樓房降價到一定能夠程度后，應鼓勵進城農民工家庭租用或購買。以上措施應盡可能用市場化辦法推出，最大限度地減少行政命令的直接干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