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2014年對中國的城市化建設而言無疑是最關鍵的一年。這一年,我們見證了《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的出臺;這一年,京津冀一體化推進取得了實質性進展;這一年,農村土改逐步進入試點階段……在這些城市化領域的改革措施與行動中,也從不缺乏領軍人物,他們在2014年的中國城市化記憶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他們以創新的學術理念、先進的發展策略為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保駕護航。在4月30日舉辦的第八屆中國城市化國際峰會上,峰會組委會特別對“2014年中國城市化貢獻力人物”獲獎者予以表彰,既是為總結過去一年來這些人物在城市化領域取得的成就,也是為中國城市化的未來樹立更多的信心。
獲得2014年中國城市化貢獻力人物獎的分別是:以極具前瞻性眼光不斷為中國城市化出謀劃策的知名經濟學者——中國改革研究基金會秘書長,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中國工程地質、環境地質與巖石力學界德高望重的權威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王思敬;不惜放棄國家干部身份而投身中國有機農業發展領域的新農民——北京天福園有機農莊莊主張志敏;為中國的城市化發展做出貢獻的國際友人——《道德經濟》(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作者、中國和文化研究機構副主席、前中歐城鎮化伙伴關系項目首席專家、在華協調員Nicolai Peitersen(尼古拉·彼得森);在城市發展領域為我國城鄉環衛建設做出貢獻的企業家——中國城市建設研究院董事長、院長王敬民。
這群人中,有人穩健,有人激進,有人傳承,有人創新。他們是中國城市化的中流砥柱,是中國城市化進程的見證者,也是重要的創造者。在我國城市化建設不斷深入的階段,這些領軍人物將帶給中國城市化最精彩的魅力。
據悉,中國城市化貢獻力人物評選是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科學技術委員會、國土資源部科技專家咨詢委員會指導下,由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舉行的年度公益性評選活動。根據人物對我國城市化發展的智力貢獻、技術貢獻、就業貢獻、環境保護、文化發展等十幾個參數進行綜合考核,并在每一年的中國城市化國際峰會中對這些人物予以表彰,目前該活動已成功舉辦八屆。
樊 綱:經濟學博士、教授 ,中國改革研究基金會秘書長,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
對經濟學有研究的人都熟知《公有制宏觀經濟理論大綱》、《現代三大經濟理論體系的比較與綜合》、《市場機制與經濟效率》、《中國經濟改革的政治經濟學》等學術專著,也知道這些專著上的同一個名字——樊綱。
獨特的學術見解、鮮明的個人風格,是經濟學家樊綱成為大眾關注焦點的原因之一。他總是以極具前瞻性的眼光去看待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推進,他發表過的很多預見性觀點都逐步成為現實:2010年,他曾說過“最好是取消戶籍制度”,也曾說過“因為沒有房產稅,所以空置房才會這么多”;2014年,中國迎來了戶籍制度改革,房產稅征收政策也已在醞釀之中。
面對中國城市化出現的種種問題,他總能一語切中要害。他在《城市化是系統工程》一文中曾提到:“一個國家要城市化,要使農民真正地進城,就需要創造越來越多穩定的、長期的非農就業崗位,使我們的農民不僅能夠進城,而且能夠在城市定居。”他一直強調,“城市化的本質在于產業集聚產生的規模效率,小城鎮并不是解決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方案”、“城鎮化不是城市的城鎮化,而是人的城市化,是農民市民化的過程。” 在2014年的博鰲房地產論壇上,樊綱再次呼吁:“世界各國的歷史都說明,城市化首先是一個向大城市集中的過程,因為大城市創造的需求、就業更多,因此城市才會發展。現在我們國家正在形成這個趨勢,正在形成一些大城市群體,這是我們需要正視的城市化發展的客觀規律。”
王思敬: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巖石力學與工程學會理事長,國際工程地質與環境學會理事長
他是國際知名工程地質、巖石力學和環境工程地質學家;他長期致力于地質與力學、地質與工程相結合的研究,在發展巖體結構理論、創建工程地質力學領域中做出過卓越貢獻;他提出了人類工程活動與地質環境依存關系和相互作用理論,并率先開展了工程建設和地質環境相互影響和制約的研究,從而開拓了環境工程地質領域,為工程和城市建設地質環境研究提供理論基礎——他是中國工程院院士王思敬。作為地質學家,王思敬院士亦在密切關注我國城市化可持續發展戰略,關注中國城市發展中的地質環境問題。
在各個場合,他都以大量詳實的數據,客觀地分析我國城市化快速發展所帶來的相應地質環境問題,并提出切實可行的應對策略。他分析認為,城市中的很多工程會在較長時期內對地質環境產生漸變的影響,最終可能會引起地質環境的急劇惡化,危及城市安全。而中國人口眾多,為適應產業結構和生活方式的巨大變革,20年后將有10億人聚集在大型城鎮,人口高度聚集的城鎮對自然災害的敏感性及風險性陡然劇增,目前,我國有近70%的城市受到各種災害的威脅,城鎮化的環境保護和災害防范不可忽視,災害風險意識亟待增強。為此他提出,對極端災害危險性的估測是減災的首要任務,而災害威脅范圍的研判則是成災危害性評估的關鍵。因此,應增強預防極端災害的風險意識,進行有計劃的分地區立項研究,劃分城鎮災害環境類型及分區,并制訂必要的減災對策,保障城鎮長久可持續發展和經濟社會安全。
張志敏:北京天福園種植中心總經理
她曾是令人艷羨的女翻譯官,海灣戰爭爆發時她為中國的外交斡旋做英語、法語翻譯;她曾是高級國際商務師,到訪過幾十個國家;她曾從事農產品國際貿易多年,并首開中國對外開放農產品市場的先河,為中國加入WTO起到積極作用……如今,她選擇做一位農民,一位有機農業的實踐者、有機農業文化的倡導者。她就是天福園有機農莊莊主——張志敏。
2000年,張志敏創建了天福園有機農莊,在農耕實踐中,她逐步建立起一套種養結合的生產體系,將天福園這片黃土地調養成了一片“有機綠洲”。天福園中野生動植物種類繁多,是北京地區難得的有機種源地、基因庫。2015年初,天福園更以自然農法實現了土地生態轉換,張志敏也以其對自然農法的深刻見解與持續實踐 ,被CSA行業協會公推為秘書長,得到來自世界各地生態環保農業專家的敬佩。
然而直到今天,雖然已務農15年,張志敏卻仍不能戴上“農民”的桂冠,因為“城鄉二元戶籍”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她不無感慨地說:“人的身份總是隨著人所從事職業的改變而改變。但對于農民而言,情況卻有所不同。很多農民雖早已不再務農,但他們卻被統稱為農民工。”因此她認為,要解決農民問題首先應該確定什么是農民,因為持有“農業戶口”的并不一定是農民。確定了什么是農民,才能把農民解放出來。因為“我們的農民氣血兩虧、營養不良,需要輸血,需要營養,需要新生力量。”我們的農民對民生負有責任,只有農民成長了,才能負起責任。她對“農民”二字亦有自己獨到的理解,她說:“農民是一種職業,并不是出生在農村就能或必須生而為農民,農民需要具有一定的農業專業知識、農業技能。農業也需要建立職稱評定機制,使農業從業人員獲得社會認可和尊重。”因而,她選擇從事農業,就是要走出一條新農民之路。
王敬民:中國城市建設研究院董事長、院長
我國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帶來了城鎮人口的劇增,繁華的都市背后,卻是每天都在制造著的驚人數量的垃圾。如何將它們進行無害化的處理,既考驗著人們的智慧和能力,也是環境建設者多年來孜孜以求的目標。然而“盡管中國城市已建有各類生活垃圾處理設施700余座,年無害化處理量1.45億噸,但中國城市環境衛生管理的水平和文明程度都亟待提高”。作為中國第一家國家級垃圾處理研究機構的掌門人,王敬民對我國垃圾處理的現狀始終保持清醒的認識。
他本人亦長期從事城市固體廢棄物處理等環境工程技術設計、研究與管理工作,并在城市垃圾綜合處理工藝技術與設計、有關標準與規范等方面有深入研究。三十多年來,他先后主持了百余項環境工程規劃、研究、咨詢和設計,主編或參編了國家級科研課題10余項、編制國家行業標準20余項。他主持設計的《寧波鄞州垃圾衛生填埋場工程》曾獲全國勘察設計三等獎和北京市勘察設計二等獎;他主持設計的《青島市小澗西垃圾綜合處理工程》獲中國建筑設計集團優秀市政工程設計一等獎;他主持編寫的《生活垃圾衛生填埋場防滲系統工程技術規范》獲中國建筑設計集團優秀科研標準二等獎。他主持設計的項目涉及了垃圾衛生填埋、生物處理、焚燒發電和綜合利用等眾多領域。
今天,他正帶領著中國城市建設研究院不斷積極踐行國家新型城鎮化戰略,為成就“最具競爭合力的科技型環境建設者”而努力。我們有理由相信,在中國的城鄉環衛之路上,他將引領他的團隊走得更遠。
Nicolai Peitersen(尼古拉·彼得森 ):《道德經濟》(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作者,中國和文化研究機構副主席,國際綠色經濟協會咨詢委員會專家,前中歐城鎮化伙伴關系項目首席專家、在華協調員
來自丹麥的Nicolai Peitersen(尼古拉·彼得森)是一位極具開拓精神的社會夢想家。他是《道德經濟》的作者,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個道德評價工具,開辟了社會責任領域的新風尚;他定居于中國正在崛起的第四城——成都,傳播具有廣闊創意空間和無限應用前景的3D打印技術,并通過維基工廠為年輕人提供創業平臺;他也曾是中歐城鎮化伙伴關系合作項目歐方在華總協調員、首席專家,從事多年城鎮化研究工作的他,尤其關注中國城鎮化的發展。
在對照了中西方城鎮化發展歷程后,尼古拉發現了兩者之間的差異,他在2014年撰寫的《中歐文化交流的歷史沿革》報告中提到,“歐洲在可持續性和創造性方面有值得借鑒的經驗和教訓,歐洲在城市化進程中的一些做法確實有其獨特性,有許多東西可以為中國所借鑒”。他倡導中歐城鎮化伙伴關系文化領域的積極交流與合作,在對武昌古城曇華林進行了多次考察后,他提出了“保護文化遺產的行為就是創新推動力”的概念,他認為,文化遺產應是激發我們重新創造、創新的源泉。
從西方人的價值觀角度出發,他總能對中國城鎮化進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給予最客觀的評價與建議。針對中國城鎮化中的舊城改造問題,他談到:“希望把學習融入到舊城改造之中,從社會、文化、經濟等層面促進舊城區的改造和發展”。他認為“中國高速城鎮化發展下的文化遺產保護不應是‘推倒重建’,而應從更廣義的層面去重視文化遺產上無形的價值,利用創新者、創新產業的想法,把目光放在以前沒有注意到的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和重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