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5年03月13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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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王平，友成基金會創始人、理事長；擁有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學士學位、美國馬里蘭大學政治學碩士學位，曾是馬里蘭大學公共事務學院訪問學者、歐洲聯盟農業部訪問學者；曾任職于教育、國際政治、政策研究、投資銀行、咨詢等跨界領域，對社會問題有深刻的體悟和思考。
很多人對我為何要創辦友成基金會，為何要發起成立一個社會價值投資聯盟感到好奇，對此，我個人亦有一段心路歷程可以與大家分享。
我曾先后在學校、國家機關和投資銀行工作過，既做過政策研究，又做過商業投資，也在國外學習和工作過。現在，我尋找的是怎樣通過實現社會價值來實現個人價值，而不像有些人說的，是通過實現個人價值來實現社會價值，這兩者是完全不同的驅動力和內心體驗。也許這就是所謂的君子“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吧。
成立友成基金會之前，我有過兩次重要的反思。
第一次反思的結果就是走出對歐美模式的崇拜，重新發現中國文化的價值和尊嚴。
1992年是許多機關干部紛紛下海創業的一年，他們當中很多人成了中國改革開放時代的標志性成功人士。這一年我也下海了——經過艱苦的考試，拿到了美國大學的研究生獎學金，離開舒適安逸的中央機關研究機構來到大洋彼岸的美國求學。我帶著對美國的崇拜而去，滿載思考而歸。
在美國為了方便出行，我很快學會了開車，每每行進在寬敞、筆直而一望無盡的鄉間大道上，都像是在享受“生命自由綻放”的喜悅。一次周末放著爵士音樂飆車，不知不覺開上了高速公路，那時候我在國內沒有見過高速，只見大小車輛從我身邊嗖嗖駛過，我也緊張地加速向前，一心想找個地方掉頭回去，卻沿著無盡的隔離帶直線開了一個多鐘頭，開到了另外一個城市，最后被警察引下高速路來, 不料返回時卻迷路了。以為遇到了好心的帶路人，結果要付幾十美金帶路費，我拒絕了他們，一路不停問路總算找回家，此時才發現油箱已經見底，真是后怕，差一點就在高速上拋錨了！還有一次麻煩的經歷，我把那部300美元買來的二手車開翻了，隨后的幾分鐘之內，警車、救護車、消防車迅速趕到，還沒等我明白到底發生了什么情況時，已經有消防隊將車鋸開把我抬上了擔架，救護車直接把我送到了醫院，這一系列無微不至的關懷讓我非常感動。但經過體檢后發現我什么毛病都沒有，瞬間，只留下我一個人在醫院的大堂里，此時，我就像從溫暖的天堂墮入地獄，拿著手中不菲的賬單，突然想到，上不著天、下不著地，什么都沒有了，只剩下我孤零零的一個人。沒有了車就像沒有腿，我開始留戀國內一出門就可以在路邊買菜那種安全、方便的生活。這樣的事情也許每天都會在美國發生，因為這是一個人人可以追求個人價值的國度。然而生命的綻放和生命的代價是結合在一起的，我隨時可能因為在高速路上開車而喪生，實際上，速度、發展和個人價值就是由這樣的代價來實現的。
很多去過美國的中國人，都對社區的垃圾中有很多值錢的家具、電器、食品等有很深的印象，我過去后也看不習慣，甚至有種負罪感，我生活在那樣一個充滿欲望的城市，每天消耗著大量的資源，產生著各種不可消解的垃圾，與此同時，遠在祖國的我的同胞們，卻還有幾千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這讓我覺得痛心不已。然而想不到十幾二十年后的今天，我所在的城市已經對此類浪費麻木不仁了。
此外，還有對中國傳統文化尊嚴的喚醒。一次周末我偶然打開電視機，恰好聽到一個基督教的牧師正在布道，他竟然在講中國古代《塞翁失馬》的故事，講“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的道理，一種文化自豪感油然而生。我暮然發現中國傳統文化竟是如此充滿智慧，當我對中國的文化感到自卑、不屑而崇洋媚外之時，西方人卻已經開始向中國看了，他們發現了中國文化的價值。這是我重拾中國傳統文化的開始。
后來，我在歐洲的經歷同樣是懷著崇拜而去，帶著反思而歸。和歷史文化悠久的歐洲人在一起時，我會感到比在美國更自在，因為與財富相比他們似乎更看重文化背景與社會地位。骨子里高傲不遜的歐洲人甚至毫不掩飾他們對所謂沒有歷史、沒有文化、不會享受、工作狂式的美國人和日本人的不屑。歐洲的確讓我看到了唯美的藝術、深遠的文化和世界上最好的社會福利與生活水準。可是我發現他們的上流社會有太多的別墅和遺產需要照顧，有太多高朋滿座的沙龍和以不同身份而聚集在一起的社交PARTY需要參加，起初我不理解許多人為什么如此優越卻依然內心孤獨，后來我發現他們所有的忙碌都不是在創造，而是在消費。是啊，作為上帝的寵兒，他們應有盡有為什么還要披荊斬棘地去開拓、創造呢？我的一個號稱是成功人士的朋友，身為跨國大投行區域總裁和咨詢公司老板，卻被嚴重的抑郁癥所困擾，總是抑制不住想要自殺的念頭。他們的成功、富裕、美麗的國度與他們的空虛、抑郁和無意義感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在20世紀90年代初的歐洲，我第一次聽到了中國威脅論，他們說中國在改革開放，如果中國人也要享受和我們一樣的生活方式，像我們一樣有汽車、彩電、冰箱、別墅，像我們一樣消耗資源，這個世界的資源如何承載得了？我多么希望祖國人民也過上這樣的生活啊，可是我也禁不住思考：歐美的生活方式能夠在全球復制嗎？他們在工業化初期靠掠奪殖民地的廉價資源和勞動力而急速擴張，我們能復制這種發展模式嗎？我們付得起環境的代價嗎？值得這樣去付出嗎？這是很多年前，在成立基金會之前，我的第一次思考，正是這樣的深刻思考，使我走出了對歐美模式的崇拜。
我的第二次反思是關于究竟為什么要發展。
回國以后我在投資領域目睹了一個個上市公司的造富神話。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經濟發展速度之快，讓我們的許多城市建設迅速趕上甚至超過了歐美，許多先富人群的生活方式對資源的浪費甚至比發達國家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們的社會幾乎同時擁有了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的墮落、發達資本主義的奢靡以及后工業化時代帶給人們的空虛感，然而我們卻沒有美國人的創新精神，也沒有歐洲人的社會福利和公共保障系統。更可怕的是我們丟掉了自己的傳統美德和文化自信。所有的中國人，富裕了的以及沒有富裕的中國人都在抱怨，抱怨我們的環境、醫療、食品安全、養老以及我們的社會風氣；貧富差別在擴大，普通人都有無價值感、無幸福感；連社會精英也把道德感、崇高感這些人類最美好的追求當做笑柄。
在全球化浪潮之下以及互聯網技術和新技術革命之后，更多的選擇、誘惑紛至沓來，同時亦伴隨著更大的金融危機與社會危機，譬如生產過剩與貧困并存、環境污染、暴力、恐怖和戰爭。
我不禁要問，這樣的發展到底是為了什么？發展的目的是什么？我們內心有怎樣的價值選擇？我們是要不斷地向外攫取還是回歸我們的初心？我不禁要問，發展帶來了我們需要的東西嗎？好像沒有。我們現在的危機不是因為匱乏，而是因為公平正義、道德良心正在遭受踐踏。如果沒有體現每一個人尊嚴與價值感的社會價值，沒有把改革開放的成果讓全社會共享，我們的內心何以安寧？我們的發展何以持續？我們的幸福何以實現？所以我不斷地問自己，我們究竟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
一百多年前，我們的先烈為之奮斗的社會究竟是什么樣的？六十多年前，我們究竟是為什么而建立了新中國？三十多年前，我們又是為什么要進行改革開放發展經濟？什么才是我們想要的那個美好社會？古人曾說“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天下為公”是人盡其力、貨盡其用、公平正義、永續發展，這是古今中外人們的共同追求，這個追求過時了嗎？我們現代社會的美好追求是共建、共享、共贏的社會價值，我們追求的是國家富強、人民民主、文化昌盛，是環境生態的美好。這就是我們的社會價值，而這些不是僅僅靠經濟的增長和物質財富的增長就能實現的。
為了讓人民更幸福，讓我們的中國向著更美好的社會改變。我們國家經歷了從1949年開始的三個階段，我認為這三個階段都是十分必要的。第一個階段，新中國的成立為我們打下了獨立自主的政治基礎；第二階段，改革開放為我們打下了良好的經濟基礎。我們的理想遠沒有實現，我們必須繼續努力。現在我們進入了第三個階段，我們應該把公平和效率結合起來，回歸到“以人為本”，富強、民主、文明、和諧這樣一種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的軌道上來，實現社會價值最大化才是硬道理。
帶著多年來的跨界經歷，追隨我內心的強烈呼喚，我于2007年和兩岸三地的一些著名企業家發起成立了友成企業家扶貧基金會，簡稱“友成”，英文簡寫為“YouChange”——新公益因友而成，心世界因你而變。友成要為推動人類社會向著一個更公平、更集約、更可持續的發展目標而努力，成為社會價值的倡導者、社會創新的孵化者和跨界合作平臺的搭建者。八年來，我們用2.09億元自主研發、創立或支持了11個平臺型項目（包括扶貧志愿者行動計劃、小鷹計劃、常青義教、創業咖啡、社創之星、新公益學院、“路人甲”、社會價值投資聯盟、《社創客》等），支持各類創新型的社會組織和社會企業161個，受益人群遍布全國21個省市和農村地區。
經過八年的探索，友成和新公益伙伴更加充滿信心地前進在社會創新的大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