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體近日梳理各地公開材料發現,截至目前,已有17個地區推出省級深化戶籍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決策層近年來多次強調加快戶籍制度改革,而許多地方也紛紛采用居住證制度,對城市部分設施和服務先行嘗試面向城鄉居民公平配置,繼而再逐步擴容共享資源的范疇。顯然,這些試水之舉對優化勞動力流動、合理匹配人才供求頗有裨益,迎合了社會經濟的現實訴求。可以預想的是,隨著更多地方戶籍制度改革向縱深推進,包括穩定勞動力供給、提高生產率、拉動內需、延長人口紅利等改革績效將會得到進一步彰顯。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雖然從長周期觀察取消戶籍制度對人口自由遷徙的限制會提振地方經濟、倒逼公共服務部門提高效率、加速城鎮化進程,但在眼下還缺乏啟動這一良性循環的強大動力。縱覽海外,西方國家是在興建廉價公寓、投入教育資源、創造新型工作崗位等一系列基礎工作得到夯實之后,才阻止了城鎮化進程中生態破壞、建設無序等問題的蔓延態勢,最終實現社會轉型的成功。反觀國內,此前曾有機構指出,中國東、中、西部地區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分別為17.6萬元、10 .4萬元和10 .6萬元,全國平均為13.1萬元/人。可見,地方政府須在戶籍改革中付出真金白銀,以滿足大量新增的公共服務需求,改革成本可謂巨大。現在的問題是,各地財政狀況普遍吃緊,而若公共資源供給增量無法與大量涌入的新增人口相匹配,必然加劇教育、醫療等公共資源的稀缺矛盾,尤其是經濟發達城市會在戶籍全面開放初期面臨人口吸納空間不足的現實問題。
由此,戶籍改革的當務之急是提高地方政府積極性,頂層設計需及時落實好成本分擔工作。值得一提的是,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銀監會近期聯合發文,規定采用定向承銷方式發行地方債,允許將地方債納入抵押品框架,并按規定在交易場所開展回購交易。這一新政在鎖定地方債需求方的同時,盤活了地方存量債務,有利于疏導平臺債風險,幫助地方政府暫時從沉重的償債壓力中抽身,有余力籌劃新的服務設施建設。
當然,戶籍制度改革需要扎實的財力支撐,在相關部門協助緩釋存量負債風險之外,關鍵還是要切實提高地方財政實力、廣泛挖掘資金源泉。一方面,地方政府事權大于財權的局面應得到改觀,積極培育地方主體稅源,維護各地財政收入的穩定性,通過連帶責任、追溯獎懲等制度引導地方政府以長期戰略眼光安排基礎建設項目;另一方面,中央層面當高屋建瓴地統籌國企紅利上繳、相關稅收等收益,適度向社保賬戶和民生設施建設傾斜轉移。與此同時,在醫療、教育、養老、鐵路交通等領域逐步放開政策門檻限制,鼓勵民間資本涉足,給予相應的稅費優惠并合理保障其股東權益。
其實,取消居民城鄉二元身份稱謂并非難事,但戶籍改革的實質是向全體民眾公平提供民生保障,這對于地方政府而言的確是一項頗為艱巨的任務,需要通過加強自身財力并聯手社會資本力量共同“攻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