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5年03月13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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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經濟學博士，世界銀行-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中國體制改革研究會特約研究員、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學術委員，天則經濟研究所特約研究員，中央電視臺“中國財經報道”財經觀察員，榮獲“我們時代的青年領袖”等獎項。
主要研究領域：宏觀經濟與政策分析、國企改革、市場跟蹤與預測
中央十項擴大內需的措施以及十七屆三中全會聚焦農村制度改革將對中國社會產生哪些影響？趙曉認為：“影響將是深刻的，因為中國已經到了城鄉一體化的關鍵時期，中國的城市化到了以科學發展觀統領下的城市化，更加注重城鄉統籌，更加注重城鄉平衡。未來，農村將變成城市的一部分。”
趙曉認為，本次世界金融危機，對世界來說是百年不遇的危機，對中國而言則是百年不遇的機會。他建議，除了已經出臺的4萬億擴大內需的措施，政府還應從資本市場等方面繼續出臺政策，讓中國經濟恢復“元氣”。他堅信，這會讓中國經濟在2010年全面復蘇，中國會成為本輪金融危機中第一個復蘇的國家，從而帶動世界經濟的復蘇，成為引領世界經濟的引擎！他預測，到2030年左右，中國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
篇章一：“農村中國”向“城市中國”的轉變
30年城市化得與失
中國的城市化被譽為21世紀影響世界的兩件大事之一，同時也被認為是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優秀成果之一。對城市化一直頗有研究、也提出過不少尖銳觀點的趙曉，如何看待中國城市化30年的得與失呢？
趙曉認為，中國城市化最大的“得”就是發展快。他說：“這種發展速度超過了所有人的想象。”針對目前中國城市化每年以一個百分點的速度在增長，每年有1200多萬農民進城，以及正在進行的“造城運動”，他用“這是很了不得的！”來形容。
他說，今天的中國在很大程度上被城市所塑造，被城市所改造。“農村中國”變成了一個“城市中國”，這在中國上下5000年的歷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無論怎么評價都不為過。而這主要得益于中國的兩臺發動機，一臺是以出口為主導的加工業，另一臺就是以房地產為主導的城市化。
對于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失”，他認為主要存在兩方面的問題，首先，城市化的成果沒有讓大家共享。城市化的過程中一些人依靠土地收益迅速致富，但另外一些人的權益卻被剝奪；第二，城市化過程中很多傳統的東西被破壞掉了，這使得中國“千城一面”現象普遍，城市缺乏自身的特點、文化、歷史。“在城市化道路繼續向前的同時，我們必須反思、改進，重視我們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傳統資源，包括文化、歷史、建筑風格。我們不能成為一個沒有文化的國家。我們也不能以破壞財富獲得GDP的快速增長，這種增長的代價最終將是我們付不起的。”
他以歐洲為例，“雖然它的GDP沒有中國增長快，但財富在不斷積累。歐洲有很多千年歷史的建筑，至今仍可居住，人們不僅可以看得見歷史，還能摸得著歷史，更可以活在歷史中。這給人們帶來無形的成就以及更高的實際福利。記得去瑞銀訪問時，我落塌于拿破侖當年在瑞士的一座行宮，感覺恍然若失，不知自己到底身處何處，今夕何年？那么我在想，我們中國的歷史到底在哪里，我們為什么不能生活在更讓我們親切熟悉且美好的文化和自然環境之中?”
他表示，在現代化、城市化的過程中，尚需要完善倫理建設，尤其需要一種謙卑的心態，只有謙卑，才能尊重前人留下的東西，考慮左鄰右舍的利益，同時考慮為后人留下發展空間，如此將城市化的發展建立于穩固的根基上。我們需要學習瑞士人“我們要保存舊的，同時在舊的基礎上建設新的”精神，而不是像現在用一種很驕傲的心態，征服者的心態，急功近利的心態去進行城市化。“我們要為城市化、現代化找心，就是說我們要思考用一顆怎樣的心去建設現代化。這個可能是更深層次的東西，比制度建設還要內在和重要。”
中國處在城鄉一體化關鍵時期
城市化的發展讓中國的城市逐步跟上世界的步伐, 然而城鄉之間的差別，尤其是收入差距卻在逐步拉大。據農業部的統計，2007年城鄉居民收入比為3.33∶1，絕對差距達到9646元，是改革開放以來差距最大的一年。
對此，趙曉卻有著另一番解讀：我們要辯證地看待這個問題，因為城鄉差別正是城市化的拉力。但如果說以前，城鄉差別更多還是應該肯定的話，現在到了一個轉變的階段。“城市化進程到達今天這樣一個程度，應該進入城市反哺農村的階段了。也許這次中央出臺的十項擴大內需的措施會是一個轉折點，大大改善農村基礎設施。同時前不久召開的十七屆三中全會也更加聚焦農村的改革和發展，這也說明中國已經到了城鄉一體化的關鍵時期，說明中國的城市化到了以科學發展觀統領下的城市化，更加注重城鄉統籌，更加注重城鄉平衡。在未來這樣一個前景下，我相信中國的城市化會出現另外一種形式，就是無論在城市還是農村，人們都過著像城市一樣的現代化生活。農村將變成城市的一部分。”
就十七屆三中全會所熱議的農村土地經營權流轉改革，趙曉“頗感歡欣”，因為這是他一直主張的改革方向——要從殘缺的土地產權逐漸轉向建立現代土地產權制度。他直言，流轉權的改革只能算是一個過渡，一個初步的開始，其方向是好的，但也僅僅只是一個開始，離規范和理想的制度形式還差得很遠。
趙曉對重慶城鄉統籌的試點表示贊賞，認為這樣可以摸索出各種行之有效的辦法，也可以讓我們現代化的進程建立在健康的、合理的土地產權制度上，更可以讓收益分配更加均衡。他建議，應根據各地具體情況進行試點，以積累經驗。
至于農村公共產品匱乏的現狀，他表示，一方面擴大內需會極大地改變農村基礎設施落后的面貌，而準公共產品（教育、醫療等）可以通過商業化運作解決，但要取決于政府對于基本制度的改革，能否允許民間資本的介入。另外，政府還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比如未來城鄉一體化是否可以讓公費醫療、交通卡等等在各地同時使用予以解決。
他預測，5年后北京的人均GDP將從8000美元跨越10000美元，一線城市的人均收入會比現在增加50%，收入的增加會改變人們的居住理念，讓很多人從城市走向農村，這也必將使得中國的城市化從農民進城打工的單向流動走向“城鄉雙向對流”
城市化緩和人和土地的緊張關系
基于中國土地資源現狀，中國又是一個人口大國，趙曉表示，依然堅持自己曾經提出的走日本集約型的都市圈的城市化道路，不能走美國的粗放型道路，并且他認為目前京津冀、長三角的經濟走廊也將是中國城市化的一個發展方向。
而對于近年來城市化的發展將占用越來越多的土地，中國的土地將越來越緊張等觀點，趙曉表達了不同的意見。他認為，應該對中國的土地前景持樂觀態度，“因為城市化的發展能夠做到用更少的地養活更多的人，同時釋放出更多的土地，隨著中國城市化的發展，人和土地關系不是越來越緊張，而是越來越緩和。”
他說：“耕地問題對我們很重要，但這個問題的背后其實是土地和人口之間的關系，其中又包含著人的生產方式和居住方式。不同的生產方式和居住方式帶來的人和土地之間的關系又是不同的。”
“現代化在中國主要體現為工業化和城市化。工業化帶來的人的生產方式和居住方式表現為集約型。像東莞，勞動密集型的加工工業使得一小塊地能夠容納幾百人。在居住方面，相比農村，城市人均占有土地只是農村的1/5，住宅大多是高層樓房，望京地區10.3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容納了30多萬人口，相當于一個縣城人口。改革開放以來，盡管我們增加了1.3倍的人口，但工業化的生產方式和城市化的居住方式，讓同樣的一塊土地可以容納更多的人口，而且還讓人們活得更好。因此，我認為，目前拉動內需的關鍵還是要從‘住’著手，著力打造包括居住本省、周邊配套、生態環境等方面，提高居住舒適度。”
那么，對于13億人口的中國來說，如何解決居住舒適和人口之間的矛盾呢？趙曉認為這并不難解決，他甚至相信未來大多數中國人可能會住上聯排別墅。“我這樣判斷有幾點原因，第一是未來中國人和土地的矛盾會越來越緩和，第二城市化會釋放出更多的土地，第三中國未來會進行國土整治。另外，人們居住不一定要占用耕地，山坡、洼地都可以，新興的海地產的概念未來也會被許多人采納。建筑的空間和形式是可以拓展的。現代化的發展一定是讓人們居住得更寬敞、更舒適。我覺得應該對未來的人居前景更樂觀，在產權改造、土地改造、城市規劃等方面有更多的創新，目的就是讓人們活得更好。”
篇章二：世界金融危機下的中國
中國將“王者歸來”
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愈演愈烈。11月15日，20國集團領導人聚首華盛頓，共議破解世界性金融危機和改革世界金融體系的問題。在當前主要發達經濟體的經濟狀況“已經或接近于衰退”之際，“金磚四國”（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作為新興經濟體，依然表現出較強勁的增長勢頭，因此被國際社會予以厚望。
趙曉認為“新興經濟體”的說法不當：“我不愿意用新興經濟體這個詞，這是西方的說法，我在跟他們交流時，常常糾正他們的說法。我告訴他們，中國是come back（歸來）。因為在人類漫長歷史時期的賽跑中，90％以上的時間中國都是領跑者，所以中國不是崛起，不是新興經濟體，而是歸來。1620年時，中國和印度加起來經濟總量能夠占到全世界的60％。但后來亞洲落后了，現在亞洲的國家又一個個回來了。所以從歷史的眼光來看，中國是‘王者歸來’。如果將中國作為新興經濟體，說明我們沒有歷史，前人什么都沒做，事實上，我們的前人做得很好，甚至比我們還好。”
對于這些國家在金融危機中發揮的作用，趙曉認為“這是毫無疑問的”。他堅信，世界的金融乃至經濟格局就此改寫。60年前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美國從英國手中接過了拯救世界經濟的大旗，這一次，冷戰之后一級獨霸的格局結束了，世界進入多級格局中。“金磚四國”的地位會變得更加重要。
“亞洲金融危機讓中國成為亞洲的大國，這次金融危機將讓中國成為世界的大國。對世界來說，這是百年不遇的危機，對中國來說則是百年不遇的機會。”他預測，到2030年左右，中國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
金融危機凸顯中國實力
金融危機的爆發，讓全世界都將求助的目光投向了中國，希望中國能在全球金融危機的大舞臺上有更精彩的表演。世界看中的顯然不只是中國1.9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而是中國13億人的巨大消費市場，以及越來越龐大的中產階級隊伍。當中國政府出臺4萬億元的經濟刺激方案后，立即引起了國際社會的積極評價。
當天美國主要的財經媒體拿出大量篇幅談論中國4萬億元人民幣的刺激經濟計劃。彭博新聞社在其頭條新聞中寫道：“中國推出的大規模刺激經濟計劃不僅在幫助自己，也在幫助世界。”文章還援引一位經濟學家的話說：“很少有國家能夠推出這種規模的經濟刺激計劃，中國為其他國家應對危機樹立了榜樣。”美國國家廣播公司財經頻道BNBC邀請了多位專家分析中國經濟計劃對美國乃至世界經濟的影響。一位專家指出，雖然市場做出了積極反應，但實際上很多人低估了中國擴大內需措施的深遠意義，作為世界經濟的另外一個火車頭，中國保持高速增長將遏制世界經濟陷入衰退。
趙曉表示，10項措施的出臺提振了人們的信心，股票市場也開始大漲，但要注意到，這4萬億中有很多存量項目，而只有新增投資才會對經濟產生一個額外的刺激。“因此，我更關注明年全國人大會出臺的財政預算方案以及國債發行額。我估計至少會達到3000億以上，因為目前中國的經濟總量是上屆政府的3倍，所以擴大內需的國債發行也應該是3倍以上。這是關鍵所在。我相信中國有機會，因為我們有太多的事情可做。”
“另外，除了對實體經濟投錢，資本市場同樣需要注資。”他呼吁政府還要繼續出臺刺激經濟的措施。他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第一步，啟動股市，讓中國股市從目前的點位回升到3500點以上，讓股災中8000萬到1個億的中產階級重新復活。這樣，人們就會開始像以前消費；第二步，出臺股市政策，對大小非做一些調整，大非不減持，小非放開，股市很快就會上漲，信心也會隨之恢復；第三步，明年3月全國人大出臺財政政策，予以經濟更多的刺激；第四步，到明年三季度，中國經濟會見底回升，這樣又會進一步刺激消費。
“這樣，中國經濟就會在2010年全面復蘇，中國會成為本輪經濟危機中第一個復蘇的國家，從而帶動世界經濟的復蘇，再次成為引領世界經濟的引擎！同時中國的股市也會帶動全世界，成為世界股市的晴雨表。中國也將奪回價格方面的話語權和領導權，這將是中國大國崛起在實體經濟和金融領域的主要表現。”
房地產進入“市場地產+民生地產”時代
中國樓市從1998年至今走過了近10年的繁榮，在世界金融危機的籠罩下，中國經濟的下滑、股市的暴跌，讓樓市難以避免的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蕭條景象。
國家發改委、國家統計局統計數據顯示，10月份在調查的全國70個大中城市中，有35個城市的新建商品房銷售價格環比出現下降。“金九銀十”往往是樓市價量齊漲的傳統銷售旺季。但據了解，“金九銀十”期間，全國各地樓市成交量都比去年同期減少70%左右。
與股市暴跌相比，樓市的下跌讓消費者反映更強烈，政府也不斷出臺政策“救市”。趙曉分析，這主要是市場經濟在中國的時間還很短，無論是政府還是消費者都還不成熟。并且股市是投資品，更多的是中產階級介入，他們的心里承受能力更強，同時股市的下跌不會影響他們的生活、消費，所以表現相對平靜。而樓市是必需品，消費者更多的是普通百姓，他們有怨言，有壓力，有困難，所以對于樓市下跌反映強烈，這是很正常的。
“這場經濟危機，對于股民來說，既要看到金融收益，也要看到金融風險。對于政府，金融風險和金融監管要匹配，讓股市更加穩健。對于房地產市場來說，我相信是質變的過程，過去20年中國的房地產從計劃地產走向市場地產，此次房地產的調整，以及擴大內需10項措施中加大保障性住房的供應，讓中國房地產走進市場地產＋民生地產的時代。我預測，2010年，房地產會逐漸恢復。再有3年左右的時間，保持15%到30%的速度增長，房地產的泡沫就會消滅了。”
篇章三：享受做學者的快樂
政府諫言家
趙曉是一位很有前瞻性和預見性的青年經濟學家，他的研究領域涉及宏觀經濟與政策分析、國企改革、市場跟蹤與預測，特別是在通貨緊縮問題上于1998—1999兩年內在《經濟研究》發表四篇文章，從趨勢到政策均做出精辟的分析，直接影響了當時宏觀政策取向的調整。
近幾年來，他又在中國的財政危機、石油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以及中國經濟增長的真實性、就業與失業、企業成長等問題上提出一系列有影響力的政策分析。其中，《中國經濟增長的真實故事》一文由時任總理的朱镕基親批給國務院經濟學家會議參閱
在中國，他第一次從市場倫理的角度對不同市場經濟進行比較，開拓了認識市場經濟、理解中國市場經濟轉型的一個全新領域，并處于該研究領域的前沿。
在《經濟研究》、《經濟社會體制比較》等核心中文期刊上，他發表文章200多篇，他還是《經濟觀察報》等報刊專欄作者，發表的多篇經濟學隨筆被《讀者》轉載。
趙曉也是一位觀點犀利、特立獨行的學者，當年在房地產暴漲時，針對國家若干不適當的調控政策，提出了很多批評意見。在中國經濟開始下滑之際，他先后撰文《中國經濟正走在十字路口》、《緊縮的鐘擺或需回調》、《當前政策轉變的三大迷幻》等文章，提出了一系列針對性的意見和建議。
他的建議常常被發改委、國家統計局、貨幣政策委員會采納。對此，他感到“很幸運”。
調研報告成為國家政策
實際上，早在北大讀博士的時候，趙曉就在改革的實踐中扮演了重要的諫言角色。從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畢業之后，趙曉就拿到了兩個offer：一個來自林毅夫教授的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博士錄取通知書，另一個來自國家經貿委。
趙曉選擇了延遲一年讀博，先去了國家經貿委做研究。當時，全國范圍內正在進行增值稅的改革，內容是把以前對部分行業和企業的增值稅優惠措施廢除掉。
趙曉通過調查研究發現，模具這個市場具有其特殊性。首先，這個行業的發展對國民經濟產生的影響很大，許多產品都是靠模具生產出來的。模具的發展情況，影響著產品的更新換代速度和水平；其次，模具行業的人才培養周期很長。從普通的模具工，到合格的模具工，需要至少七八年的時間。如果這個行業的發展完全靠市場調節，可能會造成人才的斷檔，從而影響整個經濟的發展速度。
通過對日本、德國、新加坡等國家的研究，趙曉發現，在這些國家，模具行業是受到政策保護的，模具行業享受了包括減稅在內的許多優惠政策。于是，在趙曉的調研報告中，就有了對模具行業的鑄造件實行增值稅優惠政策的建議。
時任經貿委副主任的朱 基看到趙曉的報告，非常贊成，便將趙曉的建議變成了國家的一項新政策。
公眾代言人
作為中國頗受關注的經濟學家，趙曉的“尖銳”也讓他經常遭到許多“攻擊”。對此，他淡然一笑，“我原來在政府工作，后來到了大學，我很享受做學者，因為學者有學者的快樂、學者的自由，做學者可以追求真理，追求真知，可以和別人分享真知。在追求自由的過程中，我更追求真理。就像拍拉圖說，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真理是最重要的。”
“我做學問的最重要的原則就是‘不唯上、不唯書、不唯眾、只為實’，就是不要想著去討好領導，不要從教條主義出發，同時也不要討大眾的喜歡， 即不要去媚俗。一個真正的學者一定要超脫，最重要的是是否講出了事實。所以，我不在意別人怎么評價，更在意的是我所提的這些觀點是否能夠站得住腳，是否能夠揭示事實。我提存款準備金率要下調可能是最早的，人家不同意，有人責罵、有人要和我打賭，但事實證明我的建議是對的。所以，我會更關注所揭示的是否是事實。”
“如果仔細看我的博客會發現，我基本上是為公眾利益代言。2007年以前我強調比較多的，是建立住房社會保障，強調發展模式的健康性，包括強調土地產權制度變革，這些都是為弱勢群體說話。近期，我呼吁穩定市場、穩定經濟，有人認為我是為企業家說話，但其實我是為了公眾利益說話。現在我們看到，經濟的下滑、房地產的不景氣讓許多人失去了工作，這對我們來說并不是件好事。我可以住在深山老林，但我希望能夠對國家做出貢獻。”
就此次提出的4項經濟刺激建議是否會被政府采納，趙曉很自信：“我相信會被政府采納，因為我們的政府很明智，我們的網民也會更加成熟、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