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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習近平總書記京津冀一體化戰略構想
時間:2014-08-06 18:37:29  來源:城市化網  作者:顧 晴 

    多年未有突破的“京津冀一體化”,在習近平總書記視察北京后取得突破性進展。在國家戰略的定位下,備受矚目的“中國第三極”正在朝著自己的夢想前進!

    習總書記在北京主持召開京津冀協同發展座談會上的七點要求,被看做是貫徹落實十八大、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及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對于中國城鎮化戰略部署的具體行動,是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提高我國城鎮化質量的具體舉措。

    依托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的專家優勢與智力平臺,本刊試圖從京津冀一體化在中國城鎮化進程中意義的角度,解讀習總書記的講話精神,以期讓廣大讀者對京津冀一體化這一國家戰略有更全面、更系統、更清晰的認識。

NO.1 要著力加強頂層設計,抓緊編制首都經濟圈一體化發展的相關規劃,明確三地功能定位、產業分工、城市布局、設施配套、綜合交通體系等重大問題,并從財政政策、投資政策、項目安排等方面形成具體措施。

解讀專家:

王   凱: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總規劃師、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戰略咨詢委員會副主任、教授級高級城市規劃師、工學博士

    京津冀協同戰略勢在必行

    京津冀協同戰略已經被確定為國家戰略,從國內實際情況和國外經驗來看,這是勢在必行。

    京津冀城市群的發展得益于中國國力的提升,得益于北京建設世界城市的大背景。近年來,中國經濟飛速發展,國際地位迅速提升,中國在國際事務中日漸成為主力,首都北京在職能、地位和作用上,從過去僅僅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的首都,成為在世界政治、經濟、文化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城市。其次,在濱海新區的帶動下,京津產業結構、經濟結構都產生了很大的變化,促進了京津冀整個地區經濟實力的提高。比如,過去河北被認為是區域的洼地,近年來開始出現變化。首鋼搬到曹妃甸后給唐山提供了很大的發展空間。河北的其它地區像保定、廊坊,隨著整個地區經濟水平不斷提高,經濟緊密聯系程度,經濟產業分工協作,基礎設施配置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在我國經濟發展到目前這個階段,京津冀作為國家經濟的第三級也罷,作為一個新的增長空間也罷,怎么提都不為過,而且其發展潛力和發展總量都不可估量!

    應該說,京津冀城市群的崛起,將是中國國力提升和中國經濟發展從南往北推進形成的具有高端目標的,在政治、經濟、文化方方面面即將進入高水平發展階段的城市群。這種發展有別于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在國際影響力方面的作用也將遠遠超過這兩個區域。

    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看到,北京現在已經是有兩千多萬人口的特大城市,這個規模在世界上也屬于超大規模,這里面交叉了太多的其他功能。為什么要和周邊地區做聯動,因為從世界各國大城市發展趨勢來講,中心城市的發展一定要走區域協調發展的道路。把目前和首都核心職能不太相關的功能,如一般性制造業、一般性的服務業疏解出去的話,對于緩解北京方方面面的壓力是有好處的。

    北京周邊的地區擁有良好的制造業基礎、港口優勢、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和土地。在未來發展中,應該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目前比較好的一點是中央的宏觀政策導向在朝著有利的方向發展。過去我們的政府考核主要是GDP導向,大家都爭項目,相同條件下河北怎么能搶得過北京?現在我們對發展有了新的認識,即發展應該是一個健康可持續的發展,倡導區域協作。我認為,京津冀區域協調在向好的方向發展。

    近年來,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以及國內多個城市群地區在產業協同、基礎設施共建、區域治理等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創新,這為京津冀在新時期的協同發展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

NO.2 要著力加大對協同發展的推動,自覺打破自家“一畝三分地”的思維定式,抱成團朝著頂層設計的目標一起做,充分發揮環渤海地區經濟合作發展協調機制的作用。

解讀專家:

牛鳳瑞:中國城市經濟學會副會長、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委員

    打破“一畝三分地”,實現1+2>3

    習總書記對京津冀協同發展提出七點要求,可以視作一個總動員令。他是希望京津冀各自拋開“一畝三分地”的思維定式,不再囿于過去的恩恩怨怨,而站在一個更高的層面,從一加二大于三的角度考慮問題,更好地推動優勢互補,更好地發揮各自優勢,從而能夠達到整體的效益最大,各自也獲得相應的發展利益。這才是京津冀協同發展的目標。
實際上這是要求地方政府在考慮問題時,不能光考慮自己,要換位思考,只有平等互利才有持久的合作。在中間層面上破除思想方法上的誤區,非常關鍵。

    七點要求中,第二點和第七點尤其重要。第二點是解決思想觀念的問題,即突破“一畝三分地”思維定式,合作共贏,持續發展。第七點則是倡導通過市場來調整,而不是走原來的老路,讓中央來作指示、當裁判。各方都有利益訴求,必然是平等互利的博弈談判才能真正解決問題。

    中國畢竟是一個中央集權的體制,諸如京津冀這樣區域之間的關系,如果中央領導重視了,就更容易推動一些。因此,習總書記的總動員令,不僅給出一個大的戰略方向,也會起到一定的鞭策作用。

    實際上,京津冀區域協同發展,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國土局成立伊始的第一個重大項目,就是京津唐國土規劃研究。所謂京津唐國土規劃,其實就是立足于京津冀一體化這一理念而展開。彼時到現在已經三十年,中間之所以有這么多的反復,主要是客觀條件的影響,包括體制條件、人們的思維方式和這一區域經濟社會的發展。回過頭來看,最初我們確實不具備進行一體化操作的條件,而且1980年代初,我們剛剛進行改革,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可以更多地通過中央的指示和文件來實現兩市一省的資源配置,并不真正需要所謂的“一體化”。

    從全國來看,長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是經濟社會發育水平最高的三個城市群,特別是京津冀,雖然現在整體水平還低于長三角和珠三角,但京津冀人口占全國的8%,GDP占全國的11%,近九分之一,無論從經濟總量看,還是經濟密度看,在全國都是名列前茅。同時京津冀地區過去也是中國北方的經濟中心、共和國首都所在地。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和發展,三地各自的經濟社會狀況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三者之間本應是經濟上互相融合,優勢互補的,但是省域之間行政壁壘竟然使得“1+1+1<3”。

    霧霾是一個契機,實質上正如習總書記強調,解決好北京發展問題,須納入京津冀和環渤海經濟區的戰略空間加以考量,這樣才能打通發展的大動脈。京津冀一體化進入實施階段正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客觀要求,習總書記的指示,正是適應了這一客觀要求,是因客觀問題而生,而且不僅看到了這一問題的嚴重性,也看到了這一問題的重要性。

NO.3 要著力加快推進產業對接協作,理順三地產業發展鏈條,形成區域間產業合理分布和上下游聯動機制,對接產業規劃,不搞同構性、同質化發展。

解讀專家:

肖金成:國家發改委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所長、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委員經濟學博士

    打破各自為政,在產業競合中實現共贏

    對于這個問題,我們應該從區域經濟合作的角度來認識。作為改革開放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手段,區域經濟合作將成為未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趨勢、新動力。京津冀在推進產業對接協作方面應采取如下戰略:

    (1)建設區域經濟共同體,在競爭與合作中實現共贏

    世界各國區域經濟發展的實踐證明,任何一個區域的發展壯大,都不是一個城市孤立成長發展起來的,城市是區域的核心,區域靠城市帶動,城市靠區域支撐,城市與區域之間構成了相互依托,共同發展的區域經濟共同體。通過合理分工與合作,可以使各個城市和地區能以各自的經濟利益的實現來獲得“部分之和大于整體”的區域經濟效益。

    京津冀地區從發展條件看,已經具備了很好的產業合作基礎,京津冀各市應該以促進區域快速發展為總體目標,樹立起共同發展、相互促進的理念,把提升京津冀區域整體競爭力視為自身必須承擔的重要任務,在壯大自身經濟的同時,更多地關注區域總體競爭力的提高。

    京津要放下大城市的架子,主動與河北各市展開密切合作,河北各市要有開放的眼界和共同發展的心胸。只有各方拋開狹隘的行政區觀念,才能在競爭日益激烈的世界經濟格局中使京津冀地區占有一席之地。

    (2)發揮各自比較優勢,提升產業分工層次

    目前京津冀產業合作主要以垂直型分工為主,這是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合作的主要方式。未來應著力推動這種垂直分工向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并存過渡,進而向以水平分工為主轉變。
北京要走高端產業發展之路,重在科技創新。把發展現代服務業和文化創意產業放在優先位置,顯著提升都市型現代農業水平。天津要建設具有更多自主知識產權和品牌的現代制造業基地,重點發展電子信息產業、化工產業、面向國際市場的中高檔轎車和具有自主品牌的環保經濟型轎車的研發、核心部件制造和總裝、石油鋼管和裝備制造、現代醫藥產業基地。河北各市應立足于資源優勢和產業基礎,主要發展適合都市需求、本地市場需求及國內外市場需求的各類制造業,發展特色產業和功能性城市。

    (3)引導產業合理布局,推進產業集群發展

    京津冀區域產業布局由于長期以來的各自為政,不僅不同行政區內布局分散,即使在同一個行政區內產業集群的發展也很緩慢。提升京津冀區域產業競爭力,必須大力發展產業集群,促進產業向適宜地區集中。要在現有產業布局基礎上,積極引導形成若干具有鮮明發展特色和競爭力的產業集群,并探索多種集群發展模式。鼓勵發展具有上下游關系或具有服務與被服務關系的企業集中布局,在較小的地理范圍建立企業之間緊密的經濟聯系,降低企業的交易成本,在合理分工、促進規模擴張的過程中提高企業群體的競爭力和應對市場的反應能力。應根據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和國家劃分主體功能區的要求,按照集中布局,集群發展的原則,確定這一區域的重點發展軸線和產業發展區域,確定生態環境保護區、城市發展與城市體系建設的整體框架。

    (4)延伸產業鏈條,提升整個區域的國際競爭力

    從全球產業鏈發展趨勢看,產業價值鏈上制造與服務環節融合發展的趨勢明顯,產品本地化設計生產銷售服務的趨勢加強,市場逐漸成為驅動全球產業鏈的重要發展動力,構成產業價值鏈主體的企業一方面存在由專業化向綜合化發展的趨勢,另一方面組織模式趨向扁平化,大小企業協同發展的虛擬生產網絡正逐漸形成,企業聯合研發趨勢凸顯。京津冀區域應緊跟這些世界產業價值鏈發展的步伐,大力提升科技創新能力,加快區域產業價值鏈構筑。在產業合作中,京津冀應充分發揮生產服務研發和銷售服務這一優勢,打造研發創新—加工制造—配套服務完整化價值鏈條,提高京津冀參與世界產業競爭的能力。

NO.4 要著力調整優化城市布局和空間結構,促進城市分工協作,提高城市群一體化水平,提高其綜合承載能力和內涵發展水平。

解讀專家:

李兵弟:住建部村鎮建設司原司長、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副主任

    京津冀協同發展,要素均衡配置首當其中

    首先,要確立正確的發展指導思想——協同發展。針對京津冀的發展,我認為,我們已經走了30多年要素向大城市集聚的發展之路,現在可以說大城市發展相當有規模了,各類發展要素和城市功能都在狹小的都市空間高度集聚。我們在享受著要素高度集聚的效益的同時,也在承受著日趨嚴重的都市病,問題嚴重的是——這一趨勢還在繼續著。要素集聚是國際城市化發展的一般規律,我們在遵循這一規律的同時,也要盡可能地避免都市病的嚴重沖擊。在未來的都市空間發展引導上,尤其是東部沿海地區和京津冀、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三大都市群,不能繼續強調要素過快地繼續向大城市集聚,而應當強調發展要素在更大的區域范圍內均衡配置,強調城市功能要素的高端提升。北京是我國的首都,又是特大型復合功能型城市,其未來發展目的非常明確。其一,充分發揮大國首都的作用,有重點地參與國際性、全球性的城市競爭;其二,增加國際城市的多元承載力和社會包容性,既發揮中國東方古都的獨特魅力,又爭取更多的國際型功能組織的作用;其三,發揮地域性中心城市的引領作用,不與周邊地區爭資源、爭要素、爭職能,以核心競爭力和文化影響力帶動周邊城市協同發展。

    其次,要有科學的功能組織,即功能高端。特大型城市或者叫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必須走高端發展路線,競爭的對象不是周邊地區,發展的重點應當在創新性的、戰略性的新興產業和高端服務業。功能高端就是必須要注意把政治、文化、科技等城市功能保留好,維護好,從一般性的制造業、物流業中退出來,同時發揮核心城市的科技教育文化醫療的資源優勢,敢于將優質資源向周邊地區外溢,不斷創新包括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多元高端業態,這樣才有可能發揮引領作用,協同并帶領周圍各類城市有特色的發展。

    第三,要有科學合理的空間布局。如大中小各具特色的城鎮、多種類型交通工具的組織、網絡化的基礎設施、區域性的服務型功能支撐能力的建設等,這包括區域性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的共建、共享、共用。現在行政主導的各類園區設置過多,不一定非得劃地域辦產業園區,可以探索依托鄉鎮、政府指導、企業投資、農民入股的聯辦、共辦產業園區聯合體。建議在特大城市周邊的一些城鎮設立特殊的產業政策區,優先準予或者吸納臨近地區的城鎮參與、大型企業參與,將周圍的特色功能組織起來,形成共同發展合力。

    第四,要有良好的生態布局。包括生態環境的統一規劃,生態修復項目的統一布局、審批、實施,生態綠地空間的統一組織,也包括綠色發展、環保標準的統一。如果說在一個空間密集的地區內環保標準都不同,就很難形成協調統一的發展。

    第五,有效的城市管理。包括不斷探索新型城鎮化發展進程中的城鎮社會治理結構改革,讓我們的城市安全、發展穩定,讓我們的社會、老百姓安寧,讓我們的發展建設綠色、低碳、循環,讓我們的城市管理公平、效率。

    第六,要有繁榮的鄉鎮。日益復雜龐大的特大型城市是很難獨善其身的、自我滿足的發展,必須要有周邊地區小城鎮和鄉村的拱衛與功能扶持。建議從國家政策層面給小城鎮一定的重點發展期,通過明確大城市疏散功能與小城鎮產業引入機制相結合,打造富足小城、特色小鎮和美麗鄉村,讓縣城發展、讓縣域經濟發展、讓農民富足、讓農村平和,讓我們的特大城市率先解決城鄉發展不平衡的問題。

NO.5要著力擴大環境容量生態空間,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合作,在已經啟動大氣污染防治協作機制的基礎上,完善防護林建設、水資源保護、水環境治理、清潔能源使用等領域合作機制。

解讀專家:

劉晶昊:住建部環境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國城市建設研究院總工

    生態環境保護必須合作才能共贏

    京津冀地區經濟總量大,人口密度高,以北京為核心的區域做為首都對生態環境有較高要求,而區域內發展并不平衡,大量的人口和產業集中在北京,一方面是北京這樣的超大城市環境容量有限,另一方面是周邊其他城市發展落后,這種發展的不平衡也是近年來霧霾、水荒、垃圾圍城等環境事件頻發的主要原因,根據資料,北京市劣V類水體比例超過40%,大氣達標天數不足50%。所以,在這種背景下,如何通過統一的環境發展戰略,疏散核心城市功能,通過優化京津冀的產業結構,擴大環境容量,以實現未來區域內的可持續發展就顯得尤為重要,這也是習近平總書記京津冀協同發展7點要求中專門提出的原因。

    京津冀各城市都面臨類似的環境問題,而北京作為首都的關注度最高。2013年,北京的第三產業比例約占3/4,但天津和河北等地仍以工業和農業為主,第三產業比例都不足一半,產業結構的不平衡帶來諸多現實的環境問題,如困擾北京的霧霾問題,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周邊的污染傳輸,天津的燃煤用量是北京的2倍,河北省的燃煤用量是北京的12倍,以及周邊大量的化工、鋼鐵企業,都是造成北京和華北地區霧霾的因素,去年以來北京密集出臺了大量相關的治理政策和措施,全市“國內最嚴地方環保標準體系”將超過60項,但成效并不明顯。大氣、污水、垃圾等環境問題更多地需要放在一個大的維度去考慮,僅僅依靠一地的力量去治理,結果往往是投入巨大、收效甚微,目前,京津冀區域內統一治理已經成為了共識,只有通過合作建立統一的標準、統一的監管預警和應急機制、執行統一的管理措施,從頂層設計上實現跨區域合作,才能真正解決京津冀各城市共同面臨的環境問題。

    2013年9月,環境保護部聯合工業和信息化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等部門印發了《京津冀及周邊地區落實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實施細則》,2014年6月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污染防治協作小組辦公室印發《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污染聯防聯控2014年重點工作》,《京津冀地區生態環境保護整體方案》近期也將出臺,這些政策都將促進京津冀環境保護一體化發展,通過進一步深化這種跨區域合作,將改變目前大氣、水、固廢等污染問題治標不治本的現象,靈活運用生態補償、技術共享等方式,實現污染源消除,而不是簡單地將污染企業轉移,并在環境合作的基礎上,帶動經濟合作,進一步消除生態性貧困和貧困性污染,實現可持續發展。

    《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已經發布,核心要求就是城市發展從“量變”到“質變”,在京津冀一體化過程中,環境保護合作將先行在環保領域嘗試協調區域內的城市關系,疏散北京等核心城市功能,通過環保產業帶動城市功能轉移,并實現人口的轉移和聚集,在這過程中實現落后產能的淘汰、優化各城市產業結構,從而實現整個京津冀都市圈的綠色發展。

NO.6要著力構建現代化交通網絡系統,把交通一體化作為先行領域,加快構建快速、便捷、高效、安全、大容量、低成本的互聯互通綜合交通網絡。

解讀專家:

馮   華:北京交通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經濟系主任、北京交通大學服務經濟與新興產業研究所所長、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委員

    創新體制機制是構建交通一體化協同發展的關鍵

    總書記提出的要求,我認為,在三中全會深化改革這樣一個新的起點和新的歷史時期,要特別強調創新體制機制,通過深化改革構建以公共交通網絡為導向的京津冀協同發展新模式。從城市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角度看,京津冀一體化不是新問題,但在治理霧霾,在首都生態文明建設的新發展形勢下,它的確又是一個新課題。

    京津冀一體化和長三角一體化、珠三角一體化有非常大的不同,后兩者在區域發展上更加均等化,而北京周邊100公理的范圍內環繞著一個貧困帶,差距特別大。原因在于,北京作為首都,一個特大城市,聚集效應大,擴散效應小。這與北京的產業結構、城市定位有很大關系。北京主要是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比較集中,而珠三角是以加工業為主,加工業擴散相對比較容易。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交通基礎設施不均衡,交通是一個突出的表現,它包括各種各樣的基礎設施,由于相差太大,不論是工業還是服務業,都不愿離開北京到周邊去,也因此沒有辦法發展這些產業。

    另外,我們國家由于行政體系條塊化分割,在兩個行政區域,比如兩省或者兩市之間都存在斷頭路的情況,這在京津冀地區尤為突出。所以,總書記在講話中說,要自覺打破“一畝三分地”的思維定式。因為造成斷頭路等基礎設施不均衡很大程度上就是各自為政,沒有從更高層次來看這個問題。京津冀要得到更大的發展,就要按照總書記要求的,構建現代化的交通網絡系統,把交通一體化作為先行領域,加快構建快速、便捷、高效、安全、大容量、低成本互聯互通的綜合交通網絡。

    總書記的設想,有高度,也有深度。我想,應該從三個方面理解和落實。第一,在區域發展的戰略和規劃層面,從問題導向和需求導向出發,跳出原有體制的制約,從區域層面制定完善京津冀協同發展的綜合交通規劃。交通一體化內涵很豐富,包括軌道交通一體化,公路網一體化,交通樞紐一體化,運輸管理一體化,服務一體化,乃至物流發展一體化等多方面內容。未來的交通一體化應該是以京津為兩個內核,以1小時距離為半徑的綜合交通體系,連接京津周邊20個左右的衛星城。這些衛星城將是和主城區很好銜接、和區域內產業實現對接和分工協作的產城融合之城,這樣才能夠形成以交通為基礎,以產業為載體,有完善城市功能的新格局。要形成這樣的新格局,就必須有改革的精神。因為交通一體化不是滿足現有的交通需要,而是用交通來布局建設,疏解北京的城市功能。交通先行強調的是通過交通疏解功能,再進行產業分工協作一體化,最終達到城市功能一體化。

    第二,通過創新體制機制創造交通發展新模式。在這方面,要通過探索混合所有制,激活存量資本,激活市場力量,激活民間資本。目前,民營資本投資在國家總投資中超過60%,但在交通建設領域,只有百分之6點幾,不到7,就是說交通領域還沒有真正激活市場的力量,沒有激活民營資本的力量。所以,必須要有創新體制機制的精神,讓民營資本進來。混合所有者對國有資本是有利的,對民營資本也是有利的,如果固守原來的思維模式,什么事也干不成。

    第三,要有創新的經營思路和具體的手段辦法。當前能夠立即著手的,除了探索混合所有制,還要從為交通投資改革籌措資金、綜合交通樞紐的規劃和建設等具體細節方面著手。比如,通過構建特許經營制度等多種方式吸引社會資本,提高現有交通樞紐站場的交通用地容積率,通過地上物業開發、周邊土地綜合利用和多種經營來籌集更多的資金,直接用于交通建設。

    總書記提的7點要求非常高,有前瞻性、戰略性、領先性,這需要我們在體制方面充分激活和發揮各方面力量,包括專家的力量,基層的力量,發揮大家的主觀能力性,將它落到實處。

NO.7要著力加快推進市場一體化進程,下決心破除限制資本、技術、產權、人才、勞動力等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的各種體制機制障礙,推動各種要素按照市場規律在區域內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

解讀專家:

曾   真: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城市化研究所執行所長、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戰略咨詢委員會委員

    總書記提出這樣的要求,意味著京津冀城市群目前在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方面做得還不夠,其中的體制和政策壁壘還很深,距離區域一體化的協同發展這個大目標還存在較大的差距。

    在我國當前形勢下經濟發展是各地政府的頭等大事。“政府之手”在地區經濟發展中發揮的主導性作用不容低估,各地政府主體意識空前強烈,競爭發展成為主流。政府自身在長達二十多年的競爭發展中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或稱為“場上隊長”。對資源和政策的“爭奪戰”成為各地提升自身競爭力的重要內容。

    京津冀城市群中包含了我國行政級別最高、首位度相近的兩座城市,作為不同的發展主體,在此前的競爭發展中,國家分別給予了這些主體以不同的政策和資源配置,其力度之大、資源能級之高在全國不可多見。競爭發展的結果就是:北京充分發揮了“首都”資源的唯一優勢,不僅強化了行政、文化等“首都”內稟性功能,在高端經濟資源的聚集方面也明顯占據了優勢。天津作為一個重量級的直轄市,以濱海新區為基本載體爭取到了國家一系列重大項目布局和十分顯赫的政策優勢。而河北雖環繞京津,但不是一個城市主體,雖緊鄰京津,但只能依托京津,雖以“為首都減壓、為北京分憂”的高姿態準備承接京津的功能外溢,但真正的“外溢”直到今年才現一些端倪。總之,京津冀的協同發展,并沒有因為這幾個主體在空間上的緊鄰而出現“一體化”的態勢。顯然,前一輪競爭發展的導向、城市政府作為競爭主體的意識、“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心態,都是今天這種“緊鄰化”而非“一體化”格局的桎梏。

    縱觀國內,此前的發展中長三角城市群在實現區域協同和區域一體化方面,路徑最為清晰,“一體化”格局最為明顯,其關鍵在于上海在長三角城市群中有著無可爭議的首位度。上海的龍頭作用、江浙人長期積累的市場意識,使得這個城市群中的眾多城市在功能分工、經濟和產業格局上呈現“雁行”式排布。就連南京、杭州這樣的省會城市也對上海“服氣”,杭州灣上的若干座大橋就是證明。在浙江省的積極推動,杭州灣上的這些大橋打通了上海和杭州灣南岸,使得杭州灣南岸區域繞開了杭州、直接對接了上海。浙江人的意識和勇氣值得贊賞。

    在美國,紐約和新澤西之間的“一體化”和協同性也讓人十分記憶深刻。交通路網全面對接,就連機場這樣的重大、體面、收益可觀的設施,兩地的共用共享也十分成功。你不會因為離開紐約時其實是到新澤西去乘機而感到有任何的不適,兩個城市主體的協同和一體化由此可見一斑。

    從當前京津冀城市群協同發展和“一體化”進程來看,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京津冀協同發展要“下決心破除限制……要素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的各種體制機制障礙,推動各種要素按照市場規律在區域內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的重要指示,可謂切中時弊。只有從體制上破除禁錮要素流通的制度性障礙,讓資本、技術、產權、人才、勞動力等要素能夠在京津冀間自由流通和優化配置,才能談得上區域的“協同發展”和“一體化”。要真正破除這種限制,城市政府、尤其是這個城市群中級別最高、資源擁有量最大的城市政府,在面對“哪些去、哪些留”的問題時,如何從政策層面“有所為、有所不為”,考驗著這些城市管理者和領導人的政治智慧,也決定著京津冀城市群未來能否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協同發展和區域“一體化”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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