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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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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曉河
人物簡介：1955年出生，1983年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后在南京農業大學經貿學院深造，獲博士學位。曾在北京市計委工作，歷任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室主任、副所長，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產業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所長，現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已經成功實現了從低收入國家向中等收入國家邁進。到2013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總量折合美元9.18萬億美元，人均GDP6750美元，按照世行2012年標準衡量，中國是典型的中上等收入國家。
一、新時期中國面臨著艱巨的結構轉型任務
下一步中國經濟發展方向是什么？黨中央國務院給我們設計了一個美好的藍圖，即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中國夢從經濟學意義上解釋，應該是下一步我國要向發達的高收入國家邁進，最終讓城鄉居民過上同發達國家居民一樣的好日子，享受充分的生存發展權利。中國能不能實現這個宏偉目標，從中上等收入國家邁向高收入國家，還要看能不能實現結構轉型，而實現結構轉型的關鍵是體制改革能否如期推進，構建一個與發達經濟體相適應的經濟、政治和社會體制。
根據國際經驗，從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行列邁進，如果結構轉型不成功，經濟增長將長期徘徊不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銀行曾經指出，一個經濟體一旦跨入中等收入階段以后，它無法在經濟成本方面與低收入國家競爭，又無法在技術創新方面與發達的高收入國家競爭，人均國民收入難以跨上高收入國家門檻，前期經濟社會發展積累的矛盾集中爆發，原有增長機制無法有效應對由此形成的系統風險。經濟增長將長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階段。二戰后許多發展中國家都先后帶領自己的人民，成功從低收入國家水平邁向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真正從中等收入國家邁向高收入國家行列的沒有幾個。像日本、韓國、新加坡和中國的香港、臺灣就是少數邁進高收入國家的成功案例，其他國家像拉美、南亞、非洲許多國家仍然停留在中等收入階段，無法進入發達的高收入國家行列。少數國家之所以能順利進入發達的高收入國家，關鍵是他們在社會結構、經濟結構、政治結構實現了成功轉型，比如說日本、韓國之所以能成功，一是需求結構轉型成功，消費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很高；二是產業轉型成功，服務業比重高，制造業實現了高端化、高加工度化和高附加值化；三是社會結構中，龐大的中產階級人群已經形成，城市化得到及時推進。而工業化起步比韓國要早的巴西，在20世紀70-90年代在結構轉型方面出現了許多偏差，沒有順利邁向發達的高收入國家行列，一直徘徊在中等收入階段。但是，巴西在進入21世紀以來，出現了一個好的變化，需求結構、產業結構轉型快，中產階級成長迅速，經濟社會發展平穩。可以預見，巴西會先于中國進入到發達的高收入國家行列，因為已經具備了一系列條件。
據此，筆者對世界現在主要發達國家的結構進行考察發現，目前凡是已經邁進發達的高收入國家行列的經濟體，絕大部分國家經濟社會結構都具備了兩個70%和兩個60%。即在需求結構中，消費率在70%以上，在產業結構中，服務業比重占60%以上；在社會結構中，城市化率在70%以上，中產階級達到60%以上。這四個指標都是結構問題，結構轉型是一個重要的衡量指標。中國要想達到上述指標，必須實行以下五個方面的結構轉型。只有以下方面的結構實現轉型了，才能夠具備邁進發達的高收入國家的條件。第一，支持需求結構調整，經濟發展應實現由外需導向、生產型結構向內需導向、消費型結構轉化；第二，支持產業結構調整，應實現產業發展由過去的以工業為主向服務業為主轉變，工業發展由中低端制造為主向中高端制造為主轉變；第三，支持資源要素結構調整，最終應使中國經濟增長由粗放型向依靠科技進步的集約型轉化；第四，支持社會結構轉型，應實現人口結構向市民社會(市民占大多數的社會)轉型，人群結構向中等收入階層為主的橄欖型社會(中間大兩邊小)轉型；第五，支持政治結構轉型，應推進重要領域、關鍵環節變革，促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體制創新，建立公正、公平、透明的政治權利結構，讓城鄉居民有充分、平等的生存發展權利，為向高收入國家邁進創造制度條件。可以看出，要完成這些結構轉型內容，并不是那么容易，我們將面臨著許多挑戰。
二、結構轉型面臨的國際壓力
當前，中國要向高收入國家邁進，遇到的最大問題是國際環境正在發生深刻變化，這種變化給中國既有的傳統發展模式帶來嚴峻挑戰。
第一，國際政治經濟環境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一方面我國周邊因歷史原因與日、韓、越、菲、印、馬等國在島嶼、海域存在爭議，在新時期一些國家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并在美國慫恿下在爭議島嶼、海域不斷挑起事端。為此，周邊國家紛紛開展軍備競賽，美國趁此也調整全球軍事部署，將戰略重心向亞太地區轉移，試圖與亞洲盟國聯合對中國構成“合縱”包圍圈。面對這種變化格局，我國周邊政治軍事局勢變得異常復雜危險，稍有不慎隨時都會發生誤判和擦槍走火事件。另一方面美國正在謀劃“兩洋戰略”，推行跨（泛）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議”（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簡稱：TPP）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議”(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簡稱：TTIP)，意在重構21世紀全球貿易新規則，在全球貿易新規則形成過程中，如果我國應對戰略失策，將會面臨被邊緣化的風險。面對這些變化，中國必須拿出相當大的政治軍事以及經濟資源來應對這種變化。而過去三十多年，我國只付出了很少政治經濟軍事資源，就能利用相對穩定的國際和平環境以及既有的世界自由貿易秩序，成功的發展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今后，國際環境變化對我國的挑戰恐怕將越來越多，我們必須也不得不騰出手來應對這種變化。比如說朝鮮半島核問題、釣魚島問題、南海問題、中印邊境問題、世界新貿易規則和秩序形成問題等等。第二，當前世界供求結構正在進行深度調整，國際經濟形勢的復蘇好轉與中國的外需發生了明顯偏離。一方面發達國家由于債務危機和財政赤字，政府紛紛壓縮公共需求，居民由于失業率居高不下，收入不景氣，使得家庭消費疲軟，由此導致對中國需求增長乏力；另一方面比中國還落后的發展中國家正在向中國學習，以比中國更低的成本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并向發達國家大量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全球市場上對中國形成了供給替代。第三，中國的產業成本在迅速上升，人民幣在不斷升值，大大擠壓了出口產業的利潤空間，使得中國出口導向型產業發展受到嚴重抑制。
在此情況下，中國以往那種經濟循環發展路徑走不下去了，過去我國的發展路徑是高儲蓄-高投資-高產能-高出口-高外匯儲備和高貨幣發行，現在遇到的問題是高儲蓄-高投資-高產能-低速出口-產能過剩-企業困難，如此發展下去，中國將會面臨一場嚴重的生產過剩危機，并由此引起金融危機。因為當前中國的產能在出口受阻之后過剩是巨量的，這種過剩既是結構性更是全面性的。
三、結構轉型面臨三重困境
在傳統發展道路無法推進經濟繼續增長時，我國有三條路徑可供選擇，第一條路徑是調整需求結構，擴大內需，將消費特別是居民消費作為主要增長動力；第二條路徑是調整產業結構，改革我國在國際市場上的分工地位，發展中高端產業和產品，提升產業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價值；第三條路徑是破除城鄉二元結構障礙，積極推進城鎮化，盡快實現與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的人口城鎮化，以此為構建中等收入群體為主的消費型社會創造條件。今后，要實現上述三種選擇，順利向高收入國家邁進，我國至少面臨三大方面的困境。
從需求結構看，當前和今后調整需求結構的任務就是要在三大需求中，不斷降低投資的比例，減少對出口的依賴，提高消費率特別是居民的消費率。但是，我國的體制和政策安排不支持這種調整。我們的體制從建國以來到現在都是在鼓勵擴大投資增加生產，從來很少把增加老百姓收入、擴大消費作為改革發展目標。于是，就出現了一個很難扭轉的趨勢，全社會儲蓄在迅速增加，投資率在不斷上升，消費率在不斷下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投資率上升消費率下降已經30多年了，到2012年消費率為49.5%，其中家庭消費率只有36%，而投資率達到了47.8%，而發達國家的消費率一般在70%以上，家庭消費率也在60%左右，我國比發達國家低了近30個百分點。為什么呢？首先我國的國民收入分配制度出現了問題。在宏觀上，國民收入分配在不斷向政府和企業傾斜，政府和企業利用公共權利和公共資源，從社會上拿的財富太多。企業和政府是什么？是社會投資主體，老百姓是消費主體，企業和政府拿的錢越多，越有利于投資。而現在中國恰恰出現了有利于投資的趨向，有數據表明，多年來政府和企業在國民收入“大蛋糕”的分配中獲得的份額在明顯上升，而居民獲得的份額卻明顯下降了。當政府和企業獲得的收入份額越來越多時，在缺乏將其轉化為居民收入的制度約束條件下，他們將這些資金源源不斷地轉化為基礎設施投資和產業投資，甚至各地政府還出現了超越經濟發展階段大搞產業園區、豪華廣場、超標準政府大樓、現代主題公園、世界一流飛機場、超大歌劇院等等建設，這些投資建設實質都是以擠壓消費空間為代價的。
在微觀上，國民收入分配在向高收入群體傾斜，有利于儲蓄增加，不利于消費增長。過去十幾年里，我國國民收入在居民層面分配呈現兩極分化傾向。高收入群體收入增長速度遠遠快于低收入群體，使得他們占有的收入份額不斷上升。比如從2000年到2012年，城鎮居民20%的低收入戶人均可支配收入名義增長率為230.58%，而20%的高收入戶人均收入名義增長率355.4%，兩個收入群體人均收入比由1：3.61提高到1：4.97；同期內農村居民20%的低收入戶人均純收入名義增長率為188.8%，而20%的高收入戶人均收入名義增長率266.26%，兩個收入群體人均收入比由1：6.47提高到1：8.21。城鄉內部收入差距擴大的結果是，目前40%的中低收入群體只占當年全部居民收入量的20%，而20%的高收入群體占有當年全部居民收入量的40%。這種收入變動格局對消費增長是極為不利的。因為高收入群體的邊際儲蓄傾向高，邊際消費傾向低，而低收入群體的邊際儲蓄傾向低，邊際消費傾向高。當高收入群體收入增長越來越快時，他們就將越來越多的資金儲蓄起來，導致儲蓄越來越多。而低收入群體有消費的沖動卻沒有收入支撐。還有一個問題，我國的社會保障安全網是不健全的，看病、養老、救濟等保險制度安排在城鄉、地區、人群之間存在著很大差異，覆蓋面不足，保障水平低，也不能轉移接續，無法真正消除人們的后顧之憂。這又在制度上造成人們有錢不敢消費。因此，當我們要從中上等收入國家向發達的高收入國家邁進，準備構建消費導向型社會形態時，我國的制度安排不支持這種轉變，現有制度安排無論是從宏觀上還是微觀上，都是鼓勵儲蓄，支持投資，增加產能。在這種背景下，我國的消費增長會永遠慢于儲蓄和投資增長。從2000年到2013年，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由39105.7億元增加到234380億元，名義增長率499.3%，而同期內全社會人民幣儲蓄額由123804.4億元迅速增加到1043846.9億元，增長了743.1%。從經濟學意義上將，儲蓄和消費是兩個對立的變量，儲蓄越多消費就越少。可想而知，儲蓄最終將轉化為投資，投資也終將轉化為產能。
從產業結構看，與世界中等收入國家相比，我國的人均GDP已經達到中上等收入國家水平，但產業結構卻處在中下等收入國家水平。第一產業落后弱小，第二產業發展超前、比重偏高，第三產業發展滯后、比重偏低。這種產業結構是一種典型的生產型社會結構，供給長期超過需求，產業結構嚴重偏向制造業，制造業在各級政府強力干預和高儲蓄支撐下不斷擴張產能，形成龐大的過剩生產能力。分別從三大產業看，一是當前我國農業現代化缺乏投資主體，分散經營的小農戶沒有能力向農業進行現代投入，地方政府在現有財稅體制下不愿向農業大量投入，而中央政府投入又無法滿足農業現代化的需要，由此造成農業現代化步伐遠滯后于工業現代化。目前，所有進入發達的高收入國家行列的經濟體，他們的農業都實現了現代化。對于一個有近14億人口的超級大國來說，要想邁向發達的高收入國家行列，農業不能實現現代化后果是不可想象的。
二是第二產業大而不強，存在嚴重的虛高度化。經過30多年的發展，我國已經成為世界制造大國，但不是世界制造強國。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靠技術引進集成創新和再創新，推動了我國工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但是在國際產業分工中，我國工業大都處于產業鏈的中低端，產品技術含量低，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產業效益不高。當前，我國工業發展缺乏三個體系做支撐，第一是缺乏原始自主創新體系，第二是缺乏在國際范圍內配置要素資源的生產技術體系，第三是缺乏國際市場營銷網絡體系，像沃爾瑪、家樂福這樣的跨國營銷集團，我國還沒有成長起來。
三是我國第三產業發展既有總量不足又有結構性矛盾。在二元結構下農民難以進城，進不了城就沒有人口集聚效應，集聚效應小就沒有對服務產業形成總量需求。結構性矛盾表現在中國工業是兩頭在外，對國內的生產型服務業拉動需求偏弱。研發、軟件設計、標準制定、品牌服務、會計、律師、信息、技術咨詢等處在產業鏈高端的服務業都在國外，導致我國的服務業發展也上不去，所以我國的產業結構是典型的生產主導型結構，要想變成以服務業為主導型的產業結構道路還很遙遠。
從社會結構演變看，今后一段時間內我國要實現向高收入國家轉型，很大程度還要依賴于社會結構的順利轉換。改革開放30年以來，在我國的體制改革中，經濟體制改革相對較快，而社會、文化、政治體制等方面的改革相對滯后，由此帶來一個問題，就是社會結構轉換過于滯后。突出的表現是城鎮化發展滯后，阻礙了人口結構向市民化社會演變；中產階層成長緩慢，影響了人群結構向中等收入階層為主的橄欖型社會轉換。2013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53.7%，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只有36%，不僅遠低于發達國家城市化水平，也低于中上等收入國家60%的城市化水平。我國城鎮化滯后的關鍵是，以戶籍、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為代表的城鄉二元結構矛盾極大地限制了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進程，比如目前我國有2.34億農民工及其家屬已經被統計為城鎮常住人口，但是他們在戶籍上仍然是農業人口，在教育、就業、醫療、養老、貧困救助、保障性住房等方面無法與城鎮居民享受相同的待遇。
在現有制度安排下，我國城鎮化率有被夸大的成分，因為進城的農業轉移人口，他們既不是城里人，也不是農村人。由于社會體制改革的滯后，導致人口不能在城鎮空間有效積聚，這帶來了諸多問題，比如服務業比重上不來，消費主導型需求結構難以形成。還有關鍵一條，橄欖型社會也無法建立起來。因為從國際經驗看，中等收入群體或者中產階層一般都成長并集中在城市里，農業轉移人口不能有效市民化，中產階層必然缺少一個大群體。當前我國中產階層只占總人口的21%左右，要想達到占60%的目標還有很大的差距。中產階層成長不僅受到城鎮化因素的影響，它還取決于其他制度和政策安排，比如在產業園區開發、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供給等過程中，各級政府恣意擴張公共權利，不受約束的配置公共資源，直接或間接地擠壓了居民的生存發展權利，影響他們向中產階層轉變；國有企業利用壟斷地位無節制的擴張市場，壟斷行業不但不放開，而且還大舉進入競爭性行業，大大擠壓了民企的發展空間，抑制了民營企業中中產階層的成長；我國不但有城鄉壁壘，而且還有行業壁壘、地區壁壘、部門壁壘、階層壁壘等，所有這些都使社會階層流動困難，社會底層群體缺乏改變身份的上升通道。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社會階層迅速分化，爾后在既有體制下又被固化。比如農民工進城三代都變不成市民，即使是農民的孩子大學畢業后仍然是就業無門長期“蝸居”，但另外一些人則通過“拼爹”在社會上暢通無阻，且“芝麻開花節節高”。據有關調查，當前影響我國草根群體成功上升途徑的最大障礙是外部環境，包括社會關系。而在發達國家，影響草根群體成功上升途徑的最大障礙是自身，而不是外部環境。有人說我們是“拼爹”的社會，靠自己奮斗非常難。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社會結構轉型的最大困境是體制障礙。就城鎮化來說，由于每一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都需要一筆不小的公共支出成本，在現有財稅體制下城市政府誰也不愿負擔這比額外成本，但都樂意享用原有體制下的體制紅利。另外，大城市已經人滿為患、擁擠不堪，他們不敢也不能接受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中等城市沒有財力接收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小城市（鎮）由于缺乏產業支撐對農業轉移人口又沒有吸引力。因此，盡管中央在推進城鎮化方面已有政策安排，但要真正實現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還困難重重。就中等收入群體成長或中產階層壯大問題更復雜，它涉及到各級政府約束和下放自身權利，國有企業開放壟斷行業并退出競爭性領域，打破地區、行業、部門、階層壁壘等等，這些改革都牽涉到既得利益者的權和利，推進這些方面的改革必然會遇到強大阻力。當這些阻力大到使改革無法推進、嚴重阻礙社會結構轉型時，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風險將會明顯上升，向發達的高收入國家行列邁進過程也會被打斷。
四、通過變革的路徑推進結構轉型
從上述可以看出，要邁向發達的高收入國家行列，關鍵是結構轉型。而結構轉型必須通過變革的路徑去實現。
第一，將經濟增長速度降到合理區間，促進我國由高速、粗放型增長向均衡增長、可持續發展轉變。今后，要改變經濟增長過度依賴投資、出口，過度依賴工業增長，過度依賴物質資源消耗，將發展資源更多地用于經濟社會結構轉型，培養結構性增長動力，支持需求結構調整，實現由外需導向、生產型結構向內需導向、消費型結構轉換；支持產業結構調整，將發展資源更多地用于發展服務業，實現產業結構由以工業為主向服務業為主轉變；支持資源要素結構配置和調整，將發展資源更多地用于開發新技術，降低物耗、能耗和環境成本等方面，最終使經濟增長由粗放型向依靠科技進步的集約型轉化；支持推進新型城鎮化，實現社會結構向市民社會轉型。
第二，要為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培養以中產階層為主體的橄欖型社會結構，促進我國由生產型社會向消費型社會過渡。無論是當前還是未來，擴大內需開拓國內消費市場，建立“消費型社會”，是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的關鍵所在。當前，拓展和擴大國內消費市場有三條途徑：一是大力培養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必須加快國民收入分配結構調整和體制改革，不斷減少政府和企業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額，要讓居民特別是中低收入者收入增長既快于政府和企業所得增長，又快于高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二是加快推進新型城鎮化。要協調工業化與城鎮化的關系，消化過多的工業產能，就必須加快推進城鎮化進程；同時，要提高服務業在產業結構中的比重，也需要農民進城集聚。
第三，加快改造傳統產業，支持發展新興產業，促進我國經濟實現高端化、低碳化發展。一是調整產業結構，不斷提高服務業在GDP中的比重。服務業快速發展有利于優化產業結構，為適應建立消費型社會創造供給條件。今后，為順應人口不斷向城鎮集聚的趨勢，應統籌協調城鄉服務業發展關系，實現城鄉服務業一體化發展，我國各級政府應制定和完善相關政策，支持面向城鄉居民生活的商貿服務、旅游服務、家政服務以及文化服務業的發展。二是改變我國產業在國際分工中的不利地位，不斷降低低端領域和環節的產出，增加高附加值、高加工度和高技術含量的產業產出量。三是大力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促進經濟發展從“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應充分利用熊彼特的“創造性破壞”革新產業結構，調集社會力量，集中優勢科技資源，積極推進新興產業的發展。四是積極推動能源供求結構調整。要放棄高碳發展道路，必須進行一場新的能源革命，著手研究、推廣提高能源效率的技術和低碳技術，為低碳式增長提供資金、技術和制度援助。引導需求結構變革，支持節能降耗，堅決淘汰落后產能，充分利用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包括稅收政策、碳排放標準、用電門檻、市場準入等，提高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產業的發展成本，將重點行業的落后產能擠出市場。
第四，改變貿易結構方式，促進我國從出口導向向對外投資轉變，從出口低端產品向出口高端產品轉變。在我國產業走高端化、細分化之路的過程中，應該逐漸減少低端產品、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增加附加值高、技術含量高、輻射帶動能力強的高端產品出口。同時，利用多年積累起來的資金和人力資本優勢，在全球范圍內建立自身的產業生產技術體系和國際商業銷售網絡體系。因此，要加快資本流出的市場化進程，取消對私人資本流出的限制，允許并鼓勵對外直接投資。圍繞資本流出的市場化，政府應提供便利化服務，并進行必要的管理。
第五，加快推進體制改革，為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社會結構轉型創造制度條件。向高收入國家行列邁進，意味著經濟增長新動力的獲取必須進行制度創新。我國正處于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大變遷的時代，在不久的將來，我國城市人口占全社會人口比重將由少變多、中等收入者（中產階層）占全社會比重由少變多、國內消費占GDP比重由少變多。目前的經濟社會管理體制更多的是適應“三少型”社會，為實現向“三多型”社會的轉型，必須加快體制改革，從政治、經濟、社會體制以及其他方面，向社會放權讓利，清理和消除影響甚至阻礙經濟結構、社會結構轉變、產業結構調整的因素，賦予居民和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更多的發展權利，鼓勵社會創新，支持企業技術進步，引導經濟增長依靠內需特別是消費擴張實現，依靠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實現，促進社會結構依靠城鎮化推進和中產階層成長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