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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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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化的成功來自于市場經濟，城市化的進程則在于公共經濟。因為城市是一系列公共設施、公共服務、公共政策投入的結果，沒有公共經濟和政府的努力，不可能實現珠三角的再城市化；再城市化的實質，是公共經濟的改革。
北帶頭的順德新一輪崛起，不是表現在工業化，而是表現在城市化；不是市場經濟改革，而是公共經濟的改革。公共經濟是這一輪改革的指向。發生在順德北的這一場由工業設計引來的蝶變，與順德以往的改革不同。鄉鎮企業、放權搞活、產權改革是市場經濟的改革，而建工業設計城，是政府做產業與空間規劃、政府投入資金與政策、政府遴選運營商采購服務的系統工程。
政府改革
城市化要求政府超越自己，率先轉型。產權改革之后，政府從市場中退了出來，企業在市場上大展身手。短短的十多年，以美的、格蘭仕、碧桂園為代表的順德企業，迅速成長，不僅在國內制造業和房地產業大顯威風，而且向著國際化的跨國公司邁進。政府從市場上退下來之后，認真地做好服務，也成為企業最好的服務員。曾任南海區委書記、對珠三角有著深入了解的劉海，來到順德不久便深深感到，順德政府對于企業服務是相當到位的。
正由于順德政府的最先轉型，因此也就最先嘗到轉型后的滋味。市場經濟上的不干預，并不等于公共經濟上的高效公平。小政府不等于優政府。當順德要從工業化躍升到城市化的時候，政府內部的體制損耗就水落石出了。大部制，于是提上日程。
一個擁有名企的專業鎮的發展，僅憑名企單兵突進、政府做被動的服務？還是企業長驅直入的同時，政府也積極地把握先機，與企業相互配合相互促進？世界范圍來看，名企帶小鎮的模式非常普遍，例如沃爾瑪總部設在小城本頓維爾、松下總部落戶小城門真。在那里企業文化融入城市文化，政府低調地處于企業身后默默地為企業做好服務。應當說，改革開放以來北的政府就扮演著這樣一個“小政府”的角色，低調而積極地為企業服務，為企業在市場中的拼搏讓出廣闊的空間。這種風格在產權改革中表現得淋漓盡致。沒有這樣的政府，難以想象會產生美的和碧桂園這樣的優秀企業，一個鎮可以養出這樣的“大魚”。
然而今天，當時代需要轉型的時候，政府需要率先轉型，從跟在企業身后做好服務，轉而站在企業前面開辟新路，積極主動地投入政府資源去做一家一戶企業難以打造的城市環境。政府與企業的關系相得益彰，相互促進，這恰恰是轉型期應當呈現的局面。
政府投入
公共經濟就要政府出手。從“微笑曲線”看，處于兩端的“科技研發”和“設計創新”，都非一家一戶企業能夠推動，需要國家從長遠戰略出發做出投入。德國、日本、韓國等都是這樣做的。從中國看，“微笑曲線”的“左端”有國家強力的投入，建設科學院、工程院、科技部、各省市的科技廳和科技局，以每年大量的科技預算做保證。但是在“微笑曲線”的“右端”，則沒有任何財政投入和制度保障。要等到國家將微笑曲線另一端的投入機制建立起來，需要做牽一發動全身的體制重建。需要曠日持久的爭取、論證和等待。現在，順德一個區、北一個鎮，要以天下為已任，在省市政府的首肯與支持之下，開始“越權”承擔起一個遠大的使命。
在產業升級過程中，為了扶持分散、弱小的工業設計企業，營造一個工業設計城，順德區與北鎮共同投入財政資金，把一家一戶制造企業做不了做不好的事情擔當下來，面向未來，推動工業設計的發展。
有報道說，為了打通順德與周邊的交通，融入珠三角大交通網絡，近三年來包括國家與省市的投入，順德在交通建設的投資上超過了350億元。同時，啟動了德勝河一河兩岸建設，打造“南方智谷”。這些都是一家一戶企業難以問津，關系區域整體品位的公共經濟的重大工程。
順德區與北鎮聯合推進省區共建的“廣東工業設計城”，以政府投資設立工業設計集聚區的方式，有力地推進工業設計在順德的發展。同時也要看到，建立完整的工業設計數據庫、先進的用戶體驗中心、國際化的工業設計人才培養基地等基礎性的投入，是一鎮甚至一區財力難以承擔的。下一步需要爭取省里和國家的財政支持，猶如對于各種國家科研院所和工程研究中心的支持一樣，支持廣東工業設計城開展基礎性的建設，使廣東工業設計城成為順德和珠三角制造業轉型升級的強大支撐，為制造業可持續的發展源源不斷地提供新的動力。
政府間合作
政府間合作
“省區共建”是這一輪轉變的新事物。“省”里的部門與“區”之間雖說有行政級別的上下區別，卻并沒有直接的領導隸屬關系。省區共建更象是一種伙伴關系，一種“多中心地方公共治理”下的相互信任、相互支持、資源互補、齊心協力的關系。
這一次順德不再是只做不說，而是邊干邊說。不再是關起門來謝絕記者謝絕學者，而是打開大門，爭取省里市里和國家各部委的支持。因為，工業設計行業的能力提升不僅僅是北的事情，這是順德的公益品，廣東的公益品，中國的公益品。北是工業化的先行者，最需要工業設計來提升制造業的水準，但國家更需要工業設計，把中國制造提升到中國創造，因此必須獲得省里國家各部委的支持。這一次，順德在北搞工業設計，爭取到了“省區共建”的平臺。
結語：順德蝶變的中國含義
無論汪洋新政還是北的新名片，都是在通過實際行動踐行“轉變發展方式”，這與中國所處的大時代是一脈相承的。早在1995年，中央就提出“轉變增長方式”，而時至今日，在“十一五”結束，“十二五”即將開局之時，人們發現，轉型之路依然任重道遠。“轉變發展方式”雖針對經濟問題提出，但在實踐中卻必須全面系統。從過去30年的單純工業化轉向下一個30年的全面城市化，轉變的不僅是見物不見人的經濟，假如僅僅從經濟指標上看轉變，依然“以人為器”的話，轉變不過是經濟轉變。但更為深層的問題在于，在結構失衡、產業失調的背后，是“人”的失落。因此，“轉變發展方式”對于下一個30年的中國城市化而言，就是要堅持“以人為本”的城市化。
從全國的角度來看，改革開放第一個30年過去了，在留下巨大的成績與驕傲的同時，也留下了深刻的缺憾。順德前進中產生的疑惑，可能恰恰是這些缺憾的一個縮影。如果說改革開放30年有什么需要總結的教訓的話，那應當是缺少對于建設城市的自覺。如果將時間軸線拉長到200年，我們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在19世紀中葉那一輪先是被動后是主動的城市化過程中，在中國的沿海沿江地帶長出了數十座優秀的城市，而在當下這一輪的主動開放中，新生的城市似乎只有深圳和珠海兩座。當然一座城市或多或少需要經歷工業化的過程、需要完成工業化的積累，但單純的工業化并不必然派生一座城市，或者說，沒有工業化城市長不大，只有工業化城市沒文化。
工業化和城市化是世界各國在發展中都要面對的兩個問題，理想的狀況當然是兩者有機協調發展，但在現實中，卻往往出現困擾各國的“過度工業化”或“過度城市化”問題。中國沒有出現印度、巴西、阿根廷等國的“過度城市化”問題。過于龐大的人口進入城市，但城市的就業崗位有限，造成大量城市貧民和形成大量的城市貧民區。從一開始，中國就在積極推動工業化的發展，這實際上能為地方提供大量的就業崗位和就業機會，人口隨之向其匯聚，但卻是勞動力進城，人未進城。在二元結構下工業化與城市化形成了張力。但是未來，一個工業化的中國，能否城市化，決定了中國的和諧與世界的和諧。“可怕的”順德人，是否在這次大轉型中間要給我們上演一幕城市化的華彩樂章，來示范給中國各地的工業城鎮，示范給中國所有的百強縣、百強鎮，從而在改革開放第二個30年里培育出千百個富有個性的魅力的產業新城，讓產業升級擁有新載體，讓眾多白領擁有樂業安居之地，讓城市化后的中國城鄉真正成為國人溫馨的家園，為世界貢獻一個和諧城市化的中國樣本呢？（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