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5年03月13日
星期四
設為首頁
|
加入收藏
搜索
由于我國“城市病” 類似一門“交叉學科”，與民生、經濟發展關系密切，因此，治理“城市病”是牽一發動全身的大事，需要一個系統工程的支撐，而且“療程”會比較長。大家在從不同的角度給“城市病”開出藥方。
藥方1 城鎮化均衡發展
聯合國人居組織1996年發布的《伊斯坦布爾宣言》強調：“我們的城市必須成為人類能夠過上有尊嚴、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滿希望的美滿生活的地方。”這意味著解決“城市病”成為當代中國城鎮化健康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歷史責任，而有質量的城鎮化被認為是我國“城市病”的治病良方。
不少受訪者指出，農村與城市均衡發展是治療“城市病”的一劑良方，真心期待各級政府始終樹立以人為本治理城市的理念，在加強城市公用設施建設的基礎上，進一步引導資源向中小城市和農村配置，將城市特別是大城市從“資源高地”的高壓態勢中解脫出來。
國家發改委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所長肖金成指出，從長遠看，只有實現了區域均衡協調發展，形成錯位互補的城市集群，才能破解大量人口進入城市帶來的“城市病”難題。他建議從空間上調整策略：過去的城市發展模式是“單中心，攤大餅”，城市是發展中心，周邊是居住區，大家早晨往中間走，晚上往外走，使得交通擁堵，并產生熱島效應。如果改變城市發展方式，如采取多中心組團式發展，在城市之外構建一個中心，建設城市新區，成為另外一個組團，這就和單中心分開并形成互補，熱島效應也能夠解決。
大家一致認為，要徹底地系統地解決我國“城市病”，不僅要在城市內部的規劃、設施創新上下工夫，而且要在城市外的農村資源分配上下工夫，還要在城鄉一體化和戶籍改革問題上下工夫，真正推進有質量的城鎮化。
藥方2 政府不要“懶政”
“城市病”是我國在快速城市化、工業化過程中無法避免的“成長的煩惱”，其預防和治理是我國城市化必須面臨的新挑戰，也是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現在我國的一些城市單從調控人口規模入手解決“城市病”遠遠不是“對癥下藥”。那么，政府到底應該做什么？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鄭新業在接受采訪時直言：解決城市病，政府應該從責怪“人太多”的懶政中走出來，改變治理社會的方式，改變提供公共服務的方式。
鄭新業認為，解決“城市病”根本是要調整市區兩級的財政關系。他分析說：“在分灶吃飯的體制下，央地關系的矛盾在市區兩級上也同樣存在。企業上繳的所得稅，中央得60%，北京市得20%，區縣還有20%，所以區縣一級有非常強烈的動機要去爭取、吸納企業。但區縣一級卻沒有動力去辦醫院、學校——提供這些服務都是要政府給予大量補貼的，學校醫院越多，賠錢越多。區縣政府因此會有重視企業、輕視公民服務的傾向。”
鄭新業說，解決這種矛盾，需要市一級去統一配置公共服務，以及相應的財力，做實市政府的委辦局，把將養老金和低保領取、汽車年檢、納稅等證照辦理事宜與戶籍以及企業所在地脫鉤。企業和公民在全市任何辦事機構都可以就近辦理，減少不必要的出行需求。與此同時，將公共服務、公共資源在全市范圍內進行合理配置。政府機構的配置不追求政府本身的效率，而是盡量滿足企業和居民的需求。
他指出，政府可以考慮把工作重心以及政府的財力物力從驅趕低端產業人口，轉移到科學服務上來。例如，政府可以重新評估工作必要性，減少不必要的管制、審批手續。他同時建議政府服務和政府管理實現電子化、就地化。“如過去辦理出入境業務，全北京人都必須到雍和宮的出入境管理局。但后來每個區都設置了電子化的辦公點，就減少了人們出行的需求。如引導出行方式的改革，興建有利于綠色出行的道路設施。又如提高交通管理系統的智能化。政府應著力優化信號燈、天橋、地下通道的設置。”
藥方3 治理“城市病”需要體制改革
“城市病”屬于當今社會發展中的“疑難雜癥”，癥狀多樣、病因復雜。然而，在“城市病”表象的背后，是經濟發展模式需要改變、各項社會制度亟待改革和完善。
蔡義鴻從我國體制角度予以了闡釋：“我們在干部選拔任命方面，不尊重官員的個人選擇，比如有的地方官員在城市治理方面做出了一定業績，本想繼續為老百姓做點實事，卻被調離了。除了政績觀，綜合考量才是解決之道。”
有網友指出：我國建國60年多來，是一群不懂城市的人在管理城市。不是說讓城市管理者都學城市規劃學，而是要對專業官員尊重。蔡義鴻對此表示認同：對于城市規劃，權力者不能從內心產生敬畏感。應加強規劃立法，讓權力服從于社會歷史責任，才是破解“城市病”的希望所在。他說：“城市長官意志盛行，主要是給行政長官的權利太大了。比如，規劃專業人士花了很大功夫做出來的規劃，在最后執行時不斷變更規劃，并沒有很好地執行規劃。”
袁崇法也持相同觀點，他說：“現在我國的城市規劃是由政府直接支持制定的，不是很嚴肅，而且規劃特別短命，隨意性很強，說改就改。”他認為，只有將規劃徹底從行政決定轉向法律決定，從法律層面進行制度約束，才能扭轉目前的局面。
有媒體評論指出，治理“城市病”絕不應倒退到計劃經濟時代，而應通過全面深化改革來化解。一方面善于運用市場的手段來解決問題，另一方面則是更好發揮政府的公共服務和社會治理職能，讓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標在化解那些老大難的“城市病”上有所突破。
藥方4 第三次產業革命被寄予厚望
城市是工業經濟與工業文明的載體，其衍生的“城市病”正是工業文明病的集中表現。從根源上看，目前我國的“城市病”屬于工業化“城市病”。
從東京、倫敦、紐約等城市的發展歷程，“城市病”最嚴重的時期是在其工業化發展的高峰階段。由于工業企業集中于城區，吸引人口大量集聚，進而造成環境污染、住房困難等嚴重的“城市病”問題。在工業化發展的這一階段，東京都和倫敦的城市人口也達到最高峰。在工業化階段完成之后，東京、倫敦、紐約等大城市開始了產業結構轉型過程，伴隨工業企業外遷，城市人口也經歷了下降的過程。而針對工業化進程中的“城市病”問題，政府開始更加注重規劃引導的作用，采取措施疏解城市職能，解決城市資源過度集中問題，這些大城市的“城市病”得到緩解。
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副院長王凱說，破解“城市病”應建立符合城市特征的產業結構。世界上的一些大城市，比如日本的東京、美國的紐約、英國的倫敦、法國的巴黎，更多是以第三產業為主，包括生產性服務業，這比較符合大城市的結構特征。“現在城市壓力大，環境污染、交通堵塞、耗能過高，如果是有大量的工廠，耗能耗水都很大，但如果是樓宇經濟，幾平方公里就可以產生千億級的產值，而其耗能卻很低。”
無獨有偶，肖金成也指出，城市在發展中應不斷調整產業結構。比如，隨著城市的不斷發展擴大，應該把制造業、重化工業逐步轉移出去，重點發展服務業、文化創意產業等。一般情況下，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大城市病”也都會緩解。
著名趨勢學家杰里米·里夫金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預言，一種建立在互聯網和新能源相結合基礎上的新經濟即將到來。他分析說，采用這一新模式，25到30年后，人們將看不到太多污染，氣候變化問題也將得到解決，第三次工業革命將消除所有碳基燃料帶來的污染。在理論界和學術界，通過因特網和可再生能源引領的第三次工業革命解決我國的“城市病”被人們寄予了無限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