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5年03月13日
星期四
設為首頁
|
加入收藏
搜索
城市化是人類進步必然經歷的過程，是人類社會結構變革中的一個重要線索，但城市化是一個相對緩慢的進程，期間出現各種癥狀也是必然的。在看到這些客觀原因的同時，有業內人士從我國特有的體制性成因予以分析時指出偏重于經濟指標的政績考核體系成為加重“城市病”的重要原因。與國外相比，我國城市建設與發展中的誤區加重了“城市病”，折射出我國城市化畸形發展。
反思1 “城市病”的背后是對政績考核的GDP崇拜
“城市病”是世界工業化中的通病，只是中國發展迅速，把這個過程縮短了，比較集中地凸顯出來。正如原外經貿部副部長龍永圖在分析我國“大城市病”產生的基本原因時所說，隨著我國城鎮化進程的快速推進，城市人口突然在十年、二十年間有了幾倍、甚至幾十倍的擴張，產生了交通擁堵、城市環境壓力大等問題，這是很自然的現象；城市的基礎設施正在建設，還沒有結束，這也是成長中的城市所避免不了的；我國屬于制造業大國，傳統制造業不可避免地會帶來污染。
在正視我國“城市病”產生的客觀原因的同時，有專家指出我國的“城市病”除了擁有與其他國家“城市病”相同的成因之外，還具有許多我國特有的體制性成因。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林家彬在接受采訪時從干部選拔機制和政績考核體系角度對我國“城市病”的原因予以了分析：偏重于經濟指標的政績考核體系給城市發展帶來了明顯的影響，成為加重“城市病”的一個重要原因。
“隨著政績考核的普及，以及由此產生的對政府官員乃至地方政府行為方式的重要導向作用，政績考核體系本身的不夠科學合理所帶來的負面效應開始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林家彬認為，一是導致城市功能的過度集中。諸如政治中心、經濟中心、文化中心、金融中心、信息中心、航運中心、交通樞紐等等，原本已經高度集中的特大城市，城市政府為了追求經濟指標的增長，仍然大力鼓勵產業功能的集聚，積極吸引大型項目的落戶，拒絕產業功能的向外轉移，結果導致城市資源環境和基礎設施的不堪重負。二是導致重“面子”輕“里子”，重形象工程輕民生工程。“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是顯績，容易被關注和納入評價考核，往往得到優先發展；而城市排水系統等“里子”工程、扶危濟困、社會保障等民生工程是潛績，不容易被關注和評價考核，發展往往滯后。這就導致大城市光鮮華麗的地標性建筑與滯后的地下基礎設施形成巨大的反差，近年來一些城市一遇暴雨就造成內澇和交通癱瘓就是突出的實例。三是導致城市政府“親商”有余而親民不足，公共利益往往讓位于商業利益。為了追求快速的經濟增長，一些城市政府提出了“愛商、重商、親商、安商、護商”等口號和政策。在城市房地產開發領域，開發商拿到地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政府公關以便修改規劃、提高容積率，而且經常如愿以償。其結果是城市規劃的權威性被輕易破壞，超出規劃強度的商業地產開發導致周邊的基礎設施容量不足，成為引發“城市病”的重要原因。
有網友評論說，只要GDP崇拜存在，只要“我這一任要超過前一任”的政績沖動存在，“城市病”就只能越來越重。
反思2 “城市病”直擊我國城市管理“軟肋”
現代城市是一個融合環境資源、經濟、社會、文化等系統在內的復雜體。中國以往的城市管理模式受傳統體制的影響，對城市管理的理解比較狹窄。有專家指出，我國“城市病”的根源，除了經濟發展模式嚴重違背規律外，還在于粗放型的城市管理。“攤大餅”式的粗放擴張忽視科學規劃，對長期性、功能性考慮不足，防災能力脆弱。
以北京為例，早在2005年，北京就制定人口控制規劃，并且得到了國務院的批準，按照這個規劃到2020年的人口控制目標是1800萬人，中心城區850萬人，但實際情況大大超出了這個控制目標。據北京兩會透露，2012年北京常住人口達2069萬人，中心城區人口達1300萬人，分別比2020年的目標超出了270萬人和450萬人。可見，外來人口激增使城市壓力達到不堪重負的程度，就是典型的粗放型管理造成的結果。
建設部原副部長、兩院院士周干峙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極其坦率地說，中國的城市規劃從上世紀50年代的一切依據“蘇聯標準”，演變到80年代的“專家與領導達成解決問題的共識”，但現在日益令人擔心，“過去城市規劃很純粹，領導與專家結合得很好，但現在行政干預越來越多……”
林家彬對此持相同觀點，他說：“規劃不僅不能成為限制權力的濫用、保障城市沿著科學理性軌道發展的制度工具，相反卻成為可以被權力所隨意利用的工具，許多追求政績、片面追求經濟增長、圈地賣地、追求財政收入最大化的舉措都假規劃之手而堂皇問世，并由此成為助長‘城市病’產生和惡化的重要原因。”
城市管理藍皮書明確指出，中國城市管理的法治化保障較為薄弱，突出體現為城市管理立法相對滯后、部門立法的綜合性協調性不足、立法可操作性不強。另外，城市管理的執法方式有待改進，市民的守法意識也有待加強。
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秘書長蔡義鴻說，我國“城市病”愈演愈烈與“運動式”城市管理不無關系，“平時有法不依，問題嚴重才集中整治。”另外，城市政府內部部門分工交叉重復，在城市管理過程中遇到突發事件時，各部門相互推卸責任，導致任務得不到貫徹執行，直接影響到城市的治理效果，進而累積成“城市病”。
在談及我國城市管理的“軟肋”時，中國城市發展研究院副院長袁崇法也說：“我們現在對于城市社會并沒有一套科學系統的管理體系，通常是問題導向和惡性事故導向，在出現問題后進行突擊性治理，專項整治，搞一陣風。”他認為，我們的城市缺乏從多個領域進行專業化管理、懂城市綜合治理的專家，缺乏常態化的科學管理。
反思3 “城市病”折射我國城市化畸形發展
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不均衡，城鄉差異、地區差異巨大，比如，大城市、城市集納了太多資源，與小城市、農村的關系并未達成和諧生態的關系，勢必造成人口的單項流動，進而引發“城市病”，折射出我國城市化畸形發展。
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專家委員蔡繼明在今年全國兩會上直言：“‘大城市病’不是‘大’惹的禍，因此不應輕易談瘦身，否則容易抹殺一些問題，不利于城鎮化健康發展。”他進一步說：“有人看到大城市‘生了病’，什么人多、車堵、出行難啊，就以為是‘大’造成的。可世界上同樣還有很多大城市、特大城市甚至巨型城市沒有‘生病’，甚至人口比咱們這些城市還多的城市也沒‘生病’。比如美國紐約，比我們不少城市的人口密度都高，日本的東京、大阪等城市人口也很密集，但這些城市出行卻很方便，看不到我們常見的‘城市病’。以交通為例，我們的高鐵一般發車間隔5—10分鐘。在日本，高鐵發車間隔可以短到3分鐘左右，而且全天運行下來的誤差也很小。”
在我國，很多城市的規模擴大了兩三倍，而人口卻增加了數十倍。資深評論家李振忠打了一個很形象的比方：“一條船原來承載一個人，而同樣的船現在要承載10個人，這條船怎么才能不超載？那只能是造高樓，大力增加船的排水量，否則就要沉掉。”他指出，在種種“城市病”面前，“醫生”們只是機械地增加地盤和樓高、拓展道路，而根本沒有想到其他科學改善城市生存條件的方法，悶頭GDP，“科學發展”被人為棄置。“高樓林立人手一車全城找不到一個釘拉鏈的并非科學的城市化，而只能算是中國式無頭蒼蠅式城市化大躍進。”
在我國城鎮化進程中，城鄉間缺乏均衡發展被認為是“城市病”的誘因。有專家分析指出，城市發展和農村發展是國家發展的兩條腿，僅靠一條腿走路很難走得太遠。有媒體人士說： “一個合理、冷靜的城市化進程，應該是在城市范圍擴張的同時，還能和城市之外的鄉村保持一種生態性的平衡，但我們現在的城市化進程中，城市就像一個巨大的黑洞，用無限的吸力把它周邊的資源、人力都統統一股腦給吸附了過去，吸進肚子之后，卻又發現自己并沒有足夠寬容的腸胃把這些都給消化吸收掉，最后鬧到醫院那兒，少不了一個‘消化不良’的診斷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