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都會從各自不同的角度考慮去留問題,所以不可能有統一的答案。但是,這個問題能夠引起這么大的關注,大家議論又比較多,是和當前北京“大城市病”的表現比較嚴重,引起人們更多關注有關系。從大城市病要反思我們城市化建設中的教訓。比如,當時關于北京是不是要發展小轎車,爭論比較大。當年北京社科院就有專家堅決反對在北京無限制地使用小轎車。因為交通擁擠以及造成的污染,在當時已經比較清楚了。可是,因為市場經濟追求最快的速度,追求財富最大化,對污染問題重視不夠,所以最終北京市還是沒有對使用小轎車加以限制。但是認為汽車產業會帶動一系列產業和就業,帶動GDP的增長,帶動一系列政績,只注重眼前利益,忽視長遠利益。市場經濟有兩面性。一方面它會極大地促進生產力,另一方面,它也有很大的自發性,這種自發性來自利益驅動,只采取一般性政策都是擋不住的。城市一圈一圈地“攤大餅”,是市場經濟自發發展必然帶來的后果。從眼前來講,越是在城市邊緣投資,越能獲得最大經濟利益,這里面利益驅動的因素越來越大,因為成本低、眼前效益高,可是這樣做的結果是城市病越來越嚴重。就像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它不是一天形成的。市場經濟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是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市場經濟最大的驅動性就是利益驅動,它是馬上見效的,馬上得利的。為了避免市場經濟自發性帶來的弊端,我們在發揮市場經濟作用的同時,必須通過政府的宏觀調控的力量,克服市場經濟自發性的問題。因此,在發展市場經濟中,在城市化的發展中,必須有一個長遠的科學的發展規劃,用規劃的指導作用抑制市場自發性給人類未來造成的損失,減少這些自發性對人類發展造成的傷害。眼前,我們該怎么做?我覺得現在是應該反思我們在城市化建設中有哪些短期行為,有哪些缺乏理性思考和措施的時候了。我們不能再付出更大的代價了。否則,就是對人民不負責任,就是對我們的后代不負責任。
建設大北京城市群是一個重要的對策。不能孤立地從大城市本身考慮克服“城市病”問題。在發展大城市的同時要考慮城市群的發展,現在大北京地區就是一個大北京城市群,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鎮形成一個群體,各個城市是互補的關系。城市規劃就不能光從北京城市自身的角度出發,而應該從城市群來規劃,而且這個規劃應該是一個長期的規劃,通過立法抑制市場經濟自發性產生的偏離。否則,我們還要付出更多的代價,最后承擔代價的就是我們的后代。所以,我認為,去和留的爭論,背后反映著更深刻的社會發展規劃問題。
另外,城鄉一體化要用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思路考慮。城鄉一體化并不是把現在城市的東西都搬到農村,那就把污染也搬到農村了。應該是在農村直接發展第三次工業革命,因為大城市里搞第三次工業革命,得把舊東西拆掉,但農村剛剛開始城市化,要讓新建的就是環保的,一開始就是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城鄉一體化發展。新發展的產業一開始就考慮污染問題,比如在發展農業的時候,也大力發展畜牧業,盡量多使用有機肥料,也盡量少用農藥。工業加工一開始就引進環保技術、環保材料。新建樓房一開始就考慮太陽能發電問題。另外,還可以充分運用信息化手段。人力、物力、財力為什么要集聚呢?因為它會節約成本、提高效益。而現在信息化可以讓我們在空間上分散,不用聚集到一起。城市化不一定完全是人口在空間的聚集、也不一定是產業在空間的聚集。可能還是保持農村的那種生態環境,分散的居住,分散的活動,分散的生產,但是依靠現代交通、現代信息化等手段把分散的資源聚集起來,這也是聚集,只不過不是空間的聚集,而是發揮產業鏈的聚集作用,是產業升級產生的新聚集形態。我們應該重新思考城鄉一體化的戰略思路。總之,必須用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思考方式解決城市化問題。
我認為我們應該有一個普及第三次工業革命理念的社會學習活動。沒有一個從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思維方式向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思維方式的轉變,“大城市病”和城鄉一體化問題都解決不了。這需要向全體人民進行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普及。希望城市化雜志也能多刊登宣傳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文章,介紹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理念,引起廣泛的討論。
蔡義鴻:馬院長,我接個話題。我今天早上聽到新聞,我們國家還會在新能源和新興產業方面加大投入,一個是在中西部地區要重視基礎設施建設,在東部地區、經濟發達地區可能側重于新能源等方面的第三次工業革命為主的投資。其實這些都是很好的政策,但是往往在執行的過程中走偏了。其實我們很多政府官員也好,企業也好,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他有一個誤區,就是沒有認識到投資未來發展方向正確的產業,可能獲利速度稍微慢一點,但風險很低,因為它是可持續的,未來的獲利前景是穩定的。第二關于就業問題,有的地方政府和企業覺得搞節能環保就會減少就業了,其實這種擔心是不對的。對于您講到的自下而上的普及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問題,我覺得還可以開展自上而下的知識普及,以提升各級政府官員的觀念轉化。其實美國現在正在進行的重振制造業,應該說這是美國看到第三次工業革命對環境的低污染和廣闊的市場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