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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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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市第十四屆人大二次會議即將召開之際，市人大組織人大代表，深入各領域進行了持續月余的調研。昨天，市人大召開會議，就調研情況，向“一府兩院”負責人匯報，并進行了座談。市長王安順，副市長陳剛、張工等負責的領導聽取了代表的建議。有代表提出，北京彈丸之地已無法承受人口之重，應提高低端產業的門檻，圍繞服務、職能定位制定北京產業的負面清單，嚴格控制人口（12月20《京華時報》）。
北京是中國的首都，是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更是所有華夏兒女心中所向往的“圣地”，居住在古都北京的人們，幾乎祖祖輩輩都有一種“皇城百姓”的自豪與滿足，能在“天子腳下”擁有一席之地，心中自然而然便產生了諸多優越感。網絡上曾流行一句話說得很到位，“不到廣州不知道錢少，不去北京不知道官小”，其中的“官小”并非單純的指“烏紗帽”，更有對北京尋常百姓的那種羨慕甚至“自愧不如”。而無論是“老北京”還是“新北京市民”，內心都或多或少存在著“皇城觀念”，既希望看到五湖四海的官員百姓來京城向自己“朝拜”，又不愿意看到他們留下不走，同自己分享“京城市民”的榮耀。這一觀念，在進入市場經濟社會，尤其是當看到每年數十萬外來人口蜂擁而至的時候，這種“排斥”心理就愈發強烈。
其實，用提高進駐門檻等各方面條件來限制北京常住人口的增長，甚至欲采用某些強硬措施驅趕被認為是“低素質”外地人的聲音，從某些京城官員、專家及京城各階層一些人的口中并不是第一次發出。多年來，北京只要在社會管理、公共交通、工作就業等多方面一遇到難題，解決問題的思維迅速就想到了“控制人口增長”，而這種“控制人口增長”的矛頭也準確的指向控制外地人進京，社會治安出現問題，歸結于外來人口的素質，公路、地鐵擁擠歸咎于外來人口的無需增長，工作就業學習甚至孩子入園入學緊張，也是因為外來人口搶占了北京地方資源。似乎只有外地人都離開京城，讓北京成為北京人的北京，讓首都成為富豪精英的首都，北京市的一切問題才能迎刃而解。這種狹隘又極具優越感的“皇城觀念”，不但違背市場經濟社會的發展規律，更充滿了歧視和傷害了同胞對國家的感情。
從廣義上來說，北京是我們偉大的首都，北京不但是北京人的北京，更是全國各族人民的首都，不僅富豪、精英可以在這里“置地購房”，全國各地的有識有才之士，都可以選擇在這里實現自己的抱負和人生價值，普通勞動者甚至流浪漢也有權自己的首都所在地謀生和棲身，這是國家應有的胸襟更是應盡的一份道義和責任。眺望世界各地，沒有一個國家的首都有拒絕他的國民入住的先例，即使我國古代至今，每一朝皇帝的“朝城”非但不曾拒絕百姓的進入，當國家出現戰亂之際，普通百姓首先想到的也是在“天子腳下”棲身以獲得安全和保護。
實際上，持有這種“皇城觀念”無論是官員還是專家甚至普通北京市民，往往只看到外地人的涌入，給北京的社會管理、公共交通等各方面造成的麻煩和不便，卻恰恰忽視了北京各項事業的發展正是來自于龐大外地人群體的貢獻。更有全國人民的支持，不僅讓北京市民享受到很多城市居民所享受不到的豐厚公共福利待遇，甚至連一張最普通的北京戶籍，所包含的公共福利也都在百萬元以上，房價高企不但沒有給北京常住居民的生活帶來任何影響，反而更讓很多北京市民群眾從中分享到了某種“紅利”。每年數十萬的外地務工者的涌入，多達數千萬觀光旅游者在給北京各項管理造成壓力的同時，更是把滾滾財源送給北京，人們愿意選擇北京，把北京作為實現自己夢想的地方，既是北京作為發達城市的市場吸引，更是出于對祖國首都的那份熾熱感情。無論是北京市官方還是專家學者乃至普通市民，理應將首都群眾的自豪感轉化為那句“北京歡迎您”，而不是變著法子，抱有狹隘的“皇城觀念”，瞧不起甚至拒絕同胞的“進門”。
誠然，每年數十萬甚至近百萬外地務工者的涌入，各類公司企業商業的入駐，的確讓北京的各類資源變得緊張，甚至連空氣資源都到了承受“極限”。但是，且無論是作為首都，即便是一個負責任的地方政府，都不應該對進城入戶的居民“挑肥揀瘦”，首都北京更不應該也不能允許對外來人員“嫌貧愛富”，這本就不是負責任政府應該有的思維。尚若各地方城市都以自己利益來權衡，一邊歡迎富豪精英，一邊又將某些自認為不合符條件的外來人員拒之門外，最終不但讓整個社會出現“裂變”，更會加大社會的貧富和知識素質等各方面差距，甚至會讓一部分弱勢和社會底層群眾產生被國家“遺棄”的心理。
人口增多確實會占有資源，但同樣可以創造更多的價值，更能通過這種勞動創造來平衡資源的利用，拿當年日本東京和美國紐約的人口增長速度來同今天北京的現實情況相比，既不科學，也不理性。北京政府官員更應當學習借鑒人家的城市管理和政府工作效率，日本東京人口遠超過北京，占地面積卻比北京小的多，我們為什么不去面對這個現實，來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卻拿東京當年每年增加的人口數量少來說事，其本身就缺乏客觀科學的態度。
筆者認為，無論是北京市政府官員還是相關專家乃至“老北京”和“新北京市民”，更需要轉變的是“皇城觀念”，首都既是北京人的首都，更是全國人民乃至華夏兒女的首都，不是北京市政府和北京人的“自留地”。政府該做的是如何把北京管理好、“經營好”，在人口增長迅速的情況下如何快速提高城市管理和服務水平，而不是有意識的用人口與資源的矛盾來掩飾自己管理服務上的差距，更不能以皇城百姓自居，把各種公共資源和全國人民的支持、各地同胞的貢獻全攬在自己懷中，這不僅是不道德，更與國家所倡導的社會和諧與可持續發展背道而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