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化是當下大陸面臨的一場推進改革、改善民生的“決戰”,從中央到地方已達成共識。觀察家們相信,即將召開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此也會有重要部署。此前,7月16日,在全國政協召開的“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著力提高城鎮化質量”專題協商會上,委員們認為:城鎮化關鍵是解決好“人”的問題。
針對大陸城鎮化,臺灣輿論認為,“這是制度層面的一次大改革,經濟結構的一次大調整,攸關大陸城鎮可持續發展與經濟持續增長動力,充滿著無限機遇,也存在著相當大的變量和風險。”對于大陸未來城鎮化過程,臺灣輿論認為——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大陸經歷了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鎮化進程,初步形成了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相結合的、較完整的城鎮體系。不過,與發達國家同一發展時期相比,大陸城鎮化還處于較低水平,而這一低水平發展的城鎮化已經在客觀上又反過來影響了工業化和市場經濟的完善,因而,加快城鎮化成為大陸地區下一階段經濟發展和改革的一項重要工作和發展引擎。
■“晚生”的城鎮化
對大陸民眾來說,盡管“城鎮化”一詞現在已耳熟能詳,但在新中國建立之后的相當時期內,大陸地區的城鎮化事實上卻處在一種自然和自發過程,盡管這一時期大陸在城鎮化方面取得了一系列令世人矚目的成就。
甚至在1979年到2000年的大陸已經走上改革開放道路的20年間,“城鎮化”依舊沒有成為人們的主動追求。
直到2000年10月11日通過的《第十個五年計劃》,才正式將“城鎮化”一詞列入國家戰略性發展的文件中。
一般認為,新中國建立之初到大陸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走改革開放道路這段時間,大陸主要致力于農村土地改革與城市工商業改造,并無城市化或城鎮化建設概念。
1978年改革開放后,隨著經濟的發展,農村人口逐步向城市移動,農業與工商業的結構產值也出現大的變化,逐漸浮現城鎮化效應。據學界估計,1978年大陸的城鎮化率是17.9%,2012年達到52.6%,也就是改革開放以來的34年間,大陸的城鎮化率提高了34.7%,每年城鎮化率近1%。
而隨著城鎮化的推進,創造了更多的非農就業機會,兩億多農民離開農村耕地,轉到城市的二、三產業就業,尤其是近幾年每年約有1000多萬人進城,相當于世界上一個中等規模國家的人口。據國家統計局統計,迄今大陸地區農村流轉的土地已經超過2.7億畝,農業產值占GDP的比重由28.2%下降到10.1%,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則由82.1%下降到47.4%。
不過,目前大陸城鎮化程度仍舊不發達,城市化率只相當于美國1910年、日本1960年左右的水平,大陸地區現在仍有7億左右的農民在農村。同時,還應該看到,“城鎮化”作為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在農村人口大規模流向城市的同時,也帶來了不少問題:一方面城鎮資源分布發展不均、建設混亂、環境污染、設施短缺、住房緊張,嚴重影響著城市生活質量的提高;另一方面,已經轉移并生活在城市的2.6億多城鎮常住的農民工仍然是農村戶籍,在就業、住房、醫療、教育、社會保障等方面不能與城鎮居民享受平等待遇,城鄉差距依舊明顯的同時,也造成了很多嚴重的社會問題,形成人口轉移表面上提高“城鎮化率”,卻無法真實反映城鎮化水平的“偽城鎮化”現象。
■“新城鎮化”的大陸愿景
也許正是因為大陸城鎮化存在諸多“硬傷”,才會出現新一屆中央領導提出的“新城鎮化”的設想。
從今年全國兩會至今,黨中央、國務院的多次會議均把城鎮化作為重要內容。國務院常務辦公會專題討論城鎮化,全國政協也于今年7月召開了“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著力提高城鎮化質量”專題協商會,國務院副總理汪洋專門到會聽取委員和專家意見和建議。
臺灣輿論指出,盡管自2010年底開始有關部門啟動城鎮化規劃編制工作,其后出現所謂城鎮化規劃將于2012年下半年正式推出、今年6月前后推出《城鎮化發展規劃綱要(2012-2020)》等多種說法,雖然都是止于傳聞。但是,近日國家發改委主任徐紹史透露城鎮化規劃正在廣泛征求意見修改完善;城鎮化發展總體綱要大陸《全國促進城鎮化健康發展規劃(2011-2020年)》已經編制完成,今年秋季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會訂出政策,以及相關部門在年末將推行配套政策等等說法卻已透露出未來的新城鎮化愿景與政策范圍。
從投資需求方面看,臺灣輿論認為,大陸估算每增加一個城市人口,城市基礎設施投資將增加10萬元人民幣;倘若城鎮化率每年提高1%,整個大陸城市人口將增加約1000萬人,城市基礎設施投資將可增加1萬億元人民幣。中國社科院8月2日發布的《城市藍皮書》也指出,在2030年前,大陸還有3.9億農民工需要市民化,農民工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約13.1萬元,粗估市民化所需公共成本約51萬億元。
從效益看,臺灣輿論認為,大陸城鎮化會伴隨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促進居民收入和消費增加。目前大陸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是農村居民的3.1倍左右。據測算,未來城鎮化率每提高1%,將帶動1000多億元的消費需求,為產業發展帶來新的機遇。國家住建部則估計,新城鎮化將實現新增消費9000億元,實現新增投資6.5萬億元,實現GDP增加值2.6%,約占GDP增長值的37.15%。
■實現“就近上學、就近就醫、就近就業”是核心
事實上,有專家認為,大陸幾十年城鎮化取得的成就不被很多人認可,一個主要原因是,被轉移到城市常住的城市新居民過的卻還是農民的日子,他們長期不能融入城市不是因為素質問題,他們面臨實實在在的難題很多,諸如他們在就醫、子女就學方面與真正的城市居民相比存在“天壤之別”。
而造成這一距離的就是長期以來的“戶口”差別,附著在戶口上的一系列不平等待遇,人為造成城鄉割裂,階層分明。
因此,臺灣輿論認為,要實現真正城市化,大陸未來必須從制度層面做到頂層設計,從制度建立上破題。
“從目前大陸有關領導和部門透露的信息看,顯然已經注意到了這些問題。”臺灣大學社會學系一位專家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近期大陸一再強調推進人的城鎮化就是例證。他說,對此大陸多個部門近期表示,將統籌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全面放開小城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制,逐步放寬大城市落戶條件,合理設定特大城市落戶條件,逐步把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轉為城鎮居民。
而在區域發展規劃上,大陸顯然也有大動作,按照大陸未來的城鎮投資布局,將優化提升東部地區城市群,培育發展中西部地區城市群,促進各類城市功能互補、協調發展。目前大陸已經形成了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遼中南、山東半島、海峽西岸、中原、長江中游、關中、川渝城市群等10個城市群,未來將再打造哈長、呼包鄂榆、太原、寧夏沿黃、江淮、北部灣、黔中、滇中、蘭西、烏昌石等10個區域性城市群。
“不過,大陸城鎮化還必須謹防過去發展中出現的習慣性‘過熱’問題。”上述臺灣大學社會學系這位專家表示,大陸新城鎮化被視為未來拉動經濟增長的發動機,但如何擺脫地方政府官員的“唯GDP”主義的作風,避免把城鎮化變成新一輪攤大餅式的城市擴張,恐怕是一大難題。
他說,新城鎮化中,大陸既然提出“是人的城鎮化”,那么什么樣的城鎮化才是人的城鎮化?我想,應該實現“三就近”,一是農民子女就近上學,這種就近上學須區別于過去的已經實現的那種就近入學,這個學必須是質量和城市幾乎相同或者相近的學校、師資等相當;二是就近就醫,當然,未來城鎮化后的農村醫院條件也應該是城鄉一體化的醫療條件,加大農村醫療投入,讓更多優秀醫生愿意在農村服務。只有這樣,才不會出現農民生病都跑到大城市去看的現象;第三,就是就近就業,這對于城鎮化的實現起著關鍵作用。現在大陸城鎮化特點是農民工都集中在大城市,造成了很多“大城市病”。如果未來國家在新城鎮化中加強產業布局,實現產業分散轉移,在廣大農村地區建廠辦企業,讓農民在家門口實現就業,不僅企業可以降低人工成本,農民也可降低在城市務工經商要支出的比農村高數倍的生活成本,實現雙贏。“這三點可能是未來大陸能否實現新型城鎮化目標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