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城市的主人?毫無疑問是“人”!然而讓我們匪夷所思的是,有越來越多的新城變得逐漸“冷漠”了—由鋼筋水泥澆筑而成,為汽車狂奔而設計,而對人的發展、文化的傳承、社會的和諧等卻漠然置之。
設施配套不足
在“讓城市高起來、亮起來、洋起來”的號召下,GDP的增速上去了,新城也變得越來越華麗起來。經濟快速發展,新城越來越漂亮,這沒有什么不好,但是如果為了GDP增長而去建新城,拿著本該是城市“吃飯”的錢去買了華麗的“外衣”時,就應該值得我們反思。正如我們前面所言,大馬路、大廣場、大草坪紛紛上馬、地標建筑拔地而起時,城市居民迫切需要的高品質的教育資源、多元化的醫療設施、便捷的生活配套、豐富的娛樂設施、快捷的交通等卻遲遲不動工,即使動工了也沒有考慮居民的需求,沒有從人性化的設計出發,這樣的城市誰會來?如果吸引不了人來,那么新城只能算是一堆建筑物的堆積;即使勉強能吸引人來,居民的幸福指數也會很低。
人文關懷缺失
缺乏人文關懷,也是新城難聚人氣的原因之一。目前很多新城表面上看建得很漂亮,但是多數沒有考慮怎么規劃建設更符合人的需求、更能體現人文關懷等問題。如我們前面所講到的“大馬路”就是只能體現長官政績而不能體現人文關懷的設計。何謂人文關懷?巴黎、倫敦、紐約、東京、香港等城市是世界公認的大城市美學和繁榮的成功代表,但這些城市最吸引人的是密如蛛網的小街道,而非那些八車道、十車道的大馬路和高架橋。大馬路、高架橋等放在城市外圍的快速通道較為合適,不適合作為城市街區道路。小街道才是城市的本質所在。小尺度的街道可以漫步、購物,便于到達最終目的地,并有利于人與人的交往,有利于民間文化的滋生,是社會活力的根源。例如,香港的中環是亞洲金融中心,云集了中國銀行、匯豐銀行、太古廣場、置地廣場等高級寫字樓、大型百貨、五星級酒店,但中環的樓宇密集度很大,道路也不寬,樓和樓之間都有廊橋相連,這種緊湊的布局非常人性化,辦事人員可以輕松步行到達任何一座樓宇辦任何事,停車、辦公、飲食、購物都在一起,能耗小、效率高。而我國大陸的很多城市在這方面的規劃設計卻做的不夠好,如上海的陸家嘴金融中心在街道設計方面就忽略了最起碼的人文尺度——過寬的馬路和隔離欄割裂了樓宇間的交流,看上去依然那么冷冰冰,所以至今陸家嘴也沒能形成有活力的CBD。
不僅如此,新城精心設計的很多設施其實也都是人際交往的障礙:處處設置柵欄的街道、層層設圍的圍墻、隨處可見的過街天橋、扼殺陽光的高架橋、刺眼眩目的玻璃幕墻、鬧眼更鬧心的戶外廣告……這讓城市看上去像一座超級大監獄。
強拆破壞和諧
與全國各地滾滾而來的新城浪潮相伴的是強制拆遷沖突的頻頻發生——2008年3月11日,四川綿陽強制拆遷致6人被埋,其中一名孕婦死亡,一名男子重傷,4人失蹤;2010年4月28日長沙市岳麓濱江新城4戶“釘子戶”與岳麓區政府對簿公堂,《三湘都市報》同步關注發表整版報道,質問新城“強制拆遷是為公共利益還是為商業利益”;2009年11月,浙江奉節的西部新城項目在拆遷過程中,朱衣鎮的61歲老翁陳茂國因不滿自家住房被強制拆遷,爬上自家院內一棵桉樹,在樹上搭棚居住,一住就是三個半月,奉節新城本不出名,卻因出了“鳥人事件”而聞名全國……為建新城而產生的不和諧因素還有很多很多,我們所舉的例子僅僅是拆遷沖突中的九牛一毛。
目前,國家出臺了一系列規范拆遷的法律法規,如《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規范了拆遷的程序,但在具體操作中相關法律法規的落實,仍存在許多空白和現實障礙。
盲亂的新城
新城不僅在數量、體量、布局、結構、設計等方面出現了問題,在管理方面也出現了盲目決策、規劃失當和管理混亂等問題。
決策倉促急上馬
新城建設的復雜程度,超出了任何個人的專業技能和知識經驗,哪怕是久經考驗的地方主要領導。在我國現行行政體制下,雖然制度上有法律、法規和紀律約束,但由于各種原因,黨委政府主要領導的個人意見——即所謂“長官意志”——仍具有超出正常權力和職責的決定性影響力,決策過程常常表現為“一言堂”。在新城建設這樣的重大問題決策上也有類似現象。在新城建設熱潮的推動下,各級政府建設新城的熱情高漲,更加推動了不規范決策并倉促上馬開建新城的現象。2000年,內蒙古清水河縣在未經充分調研和反復論證等準備工作的前提下,就由縣主要領導拍板做出了建設新縣城的決定。據中央電視臺的調查,在新城還處于審批階段,新城的土地利用還未得到批復,清水河縣新區的建設便已于2003年開工。原清水河縣委書記張亮認為:“當時的風氣是能快就不要慢。”這也是很多新城建設決策過程的真實寫照。
規劃常改愛折騰
城市規劃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其修改變動有嚴格的法律程序。國外很多規劃設計和執行的較好的城市,其發展規劃數百年都沒有大的改動。如美國的華盛頓,200多年都沒有大變動,一直按照城市的中軸線在發展;芝加哥現在的城市規劃是1887年大火過后做的,現在建設還是依照這個規劃,沒有大的變化,當時的規劃圖至今還掛在市規劃局里。反觀國內,卻由于種種原因,常出現規劃頻繁變動的情況。有人形象地稱為“一屆領導一屆規劃”——這屆領導決定城市重心向南邊發展,下屆領導又說要向北擴張,規劃一變,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方向等就要跟著變,資源浪費就在所難免了。如華北某省會城市,在近10年間,城市發展重心就經過了“向東南發展”、“向北發展”兩次重大調整。2005年3月開工建設的臺州濱海工業區,政府部門明確宣布:這是臺州此后20年工業發展的重要平臺,但同年12月,臺州市城市總體規劃修編方案經浙江省政府審批通過,根據規劃修編方案,政府部門大幅削減城市中心區工業用地比例,政府部門對先前奉行的鼓勵企業進入工業園區的政策“踩剎車”,一大批企業因此損失慘重。
開發管理顯混亂
首先是開發時序控制不合理。國外新城建設經驗表明,為保證新城健康發展,他們特別注重產業發展和基礎設施的建設,一般都是采取設施和產業先行的策略,以此來吸引人氣,保持新城的職住平衡。但我國的多數新城建設卻與此不同,由于新城在開發之初多將經濟發展放到首位,在近幾年房價持續上漲的影響下,使得“新城建設”多被演變成了“房地產建設”,而產業發展和基礎設施建設卻較為滯后,遲遲跟不上發展的需要。又由于房地產開發短期見效快、效益好,更加刺激了地方政府在住宅用地方面的供給,使很多新城出現了過渡的“房地產化”。如我們前面提到的高鐵新城,很多高鐵新城規劃方案一發布,各式各樣的住宅樓便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拔地而起,而此時的基礎設施、產業等的建設卻還都是個未知數,這種模式極易導致新城變成“臥城”或“空城”,同時由于房地產過于快速和大量開發,還會致使其它用地減少甚至不足。北京的通州新城、順義新城等都存在類似現象,目前已出現產業發展用地不足的問題。2009年,北京市政府意識到此問題的嚴重性,并緊急發布了《關于推進新城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和生態環境建設發展的實施意見》,《意見》中提到,在新城建設中將加強土地投放動態調控,2010年前優先滿足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設施建設,符合發展方向的產業用地和生態環境建設需要,適當控制商品住宅土地供應。
事實上,過度重視房地產開發,雖然可以在短期獲得較高的土地出讓金收益,但是會使新城發展后勁不足,不利于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和協調發展。
第二是建設管理混亂。由于實際建設中,各部門自行其是,互不銜接,導致城市建設中大拆大建及建設不符合規劃等現象頻繁出現。我們司空見慣的“拉鏈馬路”就是最為明顯的例子。而城市規劃管理主體多級程序較為繁雜,在實際監管中,各個部門統籌協調性不夠,一些違章建筑從發現到最后被制止,需要經過多個部門的審核,等到程序走完,已經造成既定事實,而違法成本很低,開發商利用各種漏洞隨意更改設計方案、提高建筑高度和容積率等做法已經司空見慣。因而,經常出現規劃設計方案與建設實際不符甚至大相徑庭的現象。
案例鏈接
康巴什:買件衣服要跑到25公里以外
康巴什新城開始建設至今已近十年,但據相關媒體報道,目前還未形成連接主城和新城之間的有效公共交通設施。首批搬遷入住新城的政府機關辦事人員,每天只能驅車往返于新城的辦公室和主城的家中。不僅不利于低碳環保社會的實現,同時也明顯抬高了新城吸引人氣的難度。目前,已經入住的極少數居民要買衣服、電器之類的生活用品,必須要趕到25公里外的東勝去購買,新城內只能買到蔬菜、牙膏等最基本的生活用品。新區配套不足成為人們的最大不便。
[ 據東方早報《鄂爾多斯康巴什鬼城謎局:買件衣服還得跑到25公里外》文章整理]
昆明呈貢新區:公務員集體抵制遷入
呈貢新城于2003年開始興建,新城地點選在了昆明市區30多公里外,專門開建輕軌直通。迄今取得了顯著成果:13座美倫美奐的地方政府大樓,每座都鋪著大理石磚;一所配備室內泳池的高中;兩所占地寬廣的當地主要高校。嶄新的高層公寓樓排排聳立,明亮的窗戶在亞熱帶的陽光下十分耀眼。13座市政大樓早在2007年就已建成,但政府實際搬遷卻一拖再拖。遲遲不搬的原因也很復雜,其中一條就是相關學校、醫療、餐飲等配套設施不完善,公務員集體抵制情緒很重。
[ 據網易《昆明呈貢“鬼城”迷局 13座市政樓空置3年》文章整理]
京津新城:政府“無力”給予交通和配套支持
京津新城在一個政府急于改變現狀、見業績和開發商不考慮實際的情況下,慢慢建了起來。一棟棟的臨水別墅非常漂亮,可在這樣華麗外衣的包裹下,卻是賣了兩期住房后依然沒人入住的空城。媒體和開發商認為京津新城變成空城的原因是政府“無力”給予交通和配套支持。
北京各新城公共服務的能力均較弱
北京各新城的公共服務設施都存在歷史欠賬較多、發展不平衡、整體水平偏低、發展速度低于人口增長速度等問題。通州、亦莊、大興、昌平等由于大規模的房地產開發帶來人口的快速增長,但于由各種原因,都存在公共服務設施嚴重短缺的問題。醫療、教育等優質資源引入也未達到預期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