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2011年發生的重大突發事件,以下幾起尤為值得注意:6月份發生于廣東潮州市潮安縣古巷鎮和廣州增城新塘鎮的打砸燒事件,10月發生于浙江湖州市織里鎮的事件。
廣東和浙江為富庶之地,古語“蘇湖熟,天下足”,“湖”既指湖州。在當前中國的經濟格局中,兩省更是名列前茅的經濟重鎮。三起惡性事件發生于此二地,令人大跌眼鏡。巧合的是,追溯三起事件之源頭,竟十分相似,均因外來務工人員而起,并演化為當地人與外地人之間的沖突。
潮州事件中19歲的四川籍民工熊漢江在討薪時被當地老板雇人砍傷,引發本地人和外地人的互毆。增城事件中,治安隊員推倒四川開江籍孕婦王聯梅,激怒外地打工者,發展至打砸燒。織里事件因征稅人員在征稅過程中與安徽籍小業主產生肢體沖突而起,外地人向鎮政府申訴未獲及時處理,卻因堵路與當地一名車主發生糾紛。車主強行通過,撞傷聚集的安徽人。安徽人以打砸汽車、店鋪等實施報復。其后,當地人又聯合起來襲擊安徽人和皖籍汽車,實施反報復。
筆者趕到織里鎮時,本地人已經“轉守為攻”。這是一副緊張、恐懼與狂歡、激情交織在一起的場景。數百上千人將馬路堵住,見到有車輛過來就盤問一番,如果是安徽籍司機,就威嚇,追打、敲砸。人群因汽車從不同路口的出現而開闔,流動。一位個子高瘦,頭發染黃的安徽年輕人僥幸想穿過人群,卻被認出,隨之而來的是一陣拳打腳踢。一輛三輪車載著四五個人駛近,人群中一位中年女性喊“打”,車上的人急忙用四川話喊“老鄉,是老鄉”。人群中有人模仿四川口語說,“四川的,放行”。三輪車一溜煙逃竄,人群中一陣哄笑。
織里事件中值得反思的環節很多,比如稅收的設計,政府的應急處理能力等,不過更值得探討的是,本地人與外地人長期處于一個經濟、生活的共同體中,有的是老板與員工的關系,有的是房東與租戶的關系,他們之間的互信為何如何脆弱?他們之間的敵意是如何產生的?又當如何化解?
文化心理的習慣是天然的成因,本地人雖然在經濟上接納了外地人,在心理上卻未必。織里事件中,安徽人反映,撞人的車主說“撞的就是你們安徽人”;增城事件中,有人稱,治安隊員放出話來,“打的就是你們外地人”。這些傳言未必真實,卻在外來人群中發酵,激起仇恨情緒。這反過來又增加了本地人對外地人的敵視。筆者在織里現場親見特警抓捕了幾位參與打砸的安徽人,當他們被押上警車時,圍觀的本地人爆發出熱烈的掌聲。
消除文化心理的隔閡是持久戰,但制度的安排卻可先行。以制度增加外地人的歸屬感,恰恰是當下所最缺乏和急需的。這些外來打工者,有的已在此居住十多年,卻從來未享受過任何社會保障,孩子上學亦無法解決。而在安徽老家,不少人的土地已因征地拆遷所剩無幾。他們在家是農民,在外是“流民”,進退失據。這種局面惟一的結果是令外來人口以他鄉為壑,僅把自己當成一名過客,而不是理性的建設者。當地一位基層干部介紹,他們在大街上義務清掃垃圾時,樓上租住的外來打工者竟突然扔下來一包大便。
潮州、增城、湖州,三起事件足以說明,此并非孤立現象。三地均是外來人口集聚地,數量遠超本地人口。當務之急,應在中央統籌之下,建立覆蓋外來人口的公共服務分享體系,如此方能消除外來打工者的“流民”心態,對流入地產生歸屬感和責任感,以他鄉為故鄉。否則,只要有一點火星,便可能釀成大禍。此未來中國之大隱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