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參政議政算是社會發展的潮流,參政議政的參與度高低,可以衡量一個社會的進步水平,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但11月28日在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公布的一項“青年農民的政治參與度低于老年人”的調查結果卻讓人不樂觀。報告顯示,在村莊、鄉鎮、國家三級的政治參與情況中,農民參加村委會投票率、參加村民會議率、村民在會議上提意見或建議的比例、對村務財務政務進行過監督的比例依次是78.6%、53.7%、30.1%、28.1%。在對村、鄉、國家三級參與的縱向比較方面,農民對國家大事和政策最感興趣,對村莊的政治參與次之,對鄉鎮的政治參與情況最差。
應該如何解讀這樣的一個結果?投票率高、監督率低倒是很好理解,中國的農村依然是一個熟人社會的模型,大家低頭不見抬頭見,說到提意見與監督,怕是很難開口。加上農村選舉出現的某些勢力的緣故,農民本身對于議政與監督的熱情被畏懼感所代替,很難行使自己的權利。實際上我們經常聽說某地農村的村一級干部欺行霸市的行為,可見,監督這件事必須要有一套程序來保證才行,否則就只是一紙空文。
明白了這個道理,也就明白為啥咱這里的農民兄弟更喜歡關心國家的大政方針了———身邊的事情關注了也沒用,不妨找點兒離得比較遠的事情來關注,多少也能釋放一下自己的熱情。
但這個倒也不是事情的全部。這段時間正好在美國考察新媒體的應用與發展,順便考察了一下美國最為基層的社區媒體。雖說是媒體,但也反映了美國基層公民組織的狀況。政治學上有句話叫做“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政治”,這句話的前提是在一個公民自我管理、自下而上的自組織社會當中,必然會最先關注自己身邊的政治。如果這些人跨越一個級別而去關注整個國家的大政方針,甚至把這個關注置于自己身邊的事務之上時,就證明國家的權力更多地進入了個人領域,比起地方政策與基層官員來,更容易影響到個人的生活。
一方面是關注了也沒用,一方面是國家的政策影響力比地方基層政府的更大,也就造成了農村參政議政方面的奇特景觀,不知道的還以為這是我們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之后,自發涌現出的大國責任感呢。其實這現象倒是不妨叫做大國寡民的自我麻醉,完全不是什么責任感的體現,逃避現實而已。
更為有趣的是,在農村參與政治活動的人群當中,老人比青年人更為積極一些,這也與世界的潮流相違背。這點同樣并不奇怪,青年人出門打工、流動比例高,不可能回老家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即使回去也會有所隔膜。而在他們打工的地方,各種戶籍、選籍的限制,又限制了他們就地參與的熱情。他們不但在身份上是城市的編外人員,也是政治權利上的編外人員,沒有得到行使自己權利的機會。也由于中國社會敬老的傳統,農村里的老者往往具有更多的發言權,參與起來也少了很多顧忌。
想要釋放農村參政議政的熱情只能遵循各國已經證明行之有效的方式,一方面從法律角度保證參與者的權利、人身安全,一方面盡量去除身份限制,使得哪怕是離家打工的青年農民工也有相應權利表達的途徑。這是一個想不想做的問題,技術上是沒有任何難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