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5年0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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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寶輝博士】：
我現在回答您的問題。您剛才講到中國的城市跟國外不同的一個地方，我們可以在一個地方選擇一塊土地建新城。過去我們是這樣做的，很多城市是這樣做出來的，包括一些三線城市，當時毛澤東講過一張白紙規劃時可以畫最美的畫。但是最近這些年規劃界，其實包括我們整個民族都在思考在國際化的前提下，到底我們做的東西有沒有可持續性？可持續性除了在環境、生態下需要持續，地域特征上也需要持續性。
現在看來，我們實際上總體上已經不太希望在一張白紙上畫一張最美的畫，挪用我們所有的資源進去建立這樣一個城市。舉一個例子，比如像北京軟件園，德國的專家來我陪他們看的時候就問，軟件園所在地域的下面是什么？軟件園做得像一個計算機的各個部件，計算機主機的機箱就是主樓，旁邊有兩個鼠標，可以有交流的空間。當然這個想法應該說還是不錯的，但是德國專家馬上就問到，說過去這個地方是什么？沒有一個人能夠答上來。后來查資料，那個地區曾經是一個有4000人口的一個村子，這個村子里面的人都被因為這樣的建設被移出去了，移出去以后還不是說整體的搬遷，是分配到了不同的地域。
這里面就有問題了，我們要回憶五年前，或者是十年前，這個地方的文化是什么？我還能不能想起那時候的小路、大樹等等這些東西。所以，他的這種文化，社會意義的歸屬感有可能消失。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現在我們主流的規劃思想應該是就地、就事。這個思路實際上現在也影射到剛才講到了城鄉一體發展的思路上來。現在講到農村的發展，充分得尊重農民的意愿，充分地尊重當地的地域特點、文化特點、氣侯特點去建一個城市。它是一個引導性的，不是徹底地把它翻掉重來。
順便談一點觀點，剛才王軼教授從法學的角度給我們談一下現在最熱的話題，董黎明老師是從區域規劃這個角度，從城鎮化的進程去談的。我們政策研究其實跟它可能接近的比較多。主要是看能不能用？現在城市化的這些，無論從戰略，還是從現在的各種政策，把它叫做公共政策集合這樣一個角度去看，當你把這些公共政策集合在一起的時候，你們會發現他們之間的矛盾非常多，彼此是沖突的。從政治學意義上講，部門之間的相互制約是有利于實施的，它屬于一個制衡的作用，但是如果從貫徹落實的角度上去看，可能會遇到很多的問題。比如說剛才說的這個問題，法制意義上可能沒有問題了，但是法是一個體系，你留的那個口是需要國土資源部落實？還是發改委落實？跟進的法律有沒有修改？這是決定他能否實施的關鍵？這個政策在廣東省已經授權，廣東省根據實際情況做條例，條例如果兩年沒出來也會影響這個實施。
總的來說，基本上都有這樣的一種相互制約的關系。所以，現在需要什么？我認為現在是一個需要創新的時代，無論從中央的報告、國務院的報告、領導人的講話，還是我們政策建議里面都提出了很多關于創新的話題。這里面包括理念創新、機制和體制創新。理念創新是什么？我們回頭看，當時我們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時候承認的是什么？是繞開了這個土地所有權的分配問題，設置了一個使用權，使用權給了你以后你可以去用，結果一下子把農村經濟搞活起來。
我們現在講的流轉，如果你非得要把所有的根都挖出來，然后去流轉，你有可能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因為在憲法上就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執政的理念上就沒有解決這個問題，為什么非要這個胡同走到底？轉過來在這上面設置什么權利？這個權利一流轉，我們的所有的旗幟就都火了。這個理念創新以后，后面跟進的是一些機制，這些機制是怎么能夠讓保證既不突破我們原來那個底子上可能會瓦解帶來的一些其它的危險，又可以把我們現在解決的問題解決掉，實際上就是一個空間創新問題。空間創新我們在規劃界是怎么說的？實際上我做規劃就是為了這個城市找到建設用地，大家回憶看，不管是你的總體規劃、城鎮體系規劃這樣一個高層，還是就項目規劃，無非就是要找到一個建設用地，實際上就是一個空間，這個空間怎么找？
過去在上面有一個耕地，城市建設用地必須得要嚴控，可是在我們控制的時候，有一個情況，三倍到五倍這樣的拓展，這個拓展是在我們原來控制的條件下完成的，而沒有突破的前提下完成的。最近看了一篇文章，在農村的建設用地里面也是一倍兩倍地翻。既然城市建設用地的擴張和從農村建設用地的縮減之間掛鉤了，為什么農村建設用地還會擴張？是什么地方有問題？為什么不把它挖出來也來看看？
在開發區整頓的時候我就呼吁，我們不要在過去已經做好了的基礎設施上在倒回來復耕，過了十年，十五年以后還會把地種過來，供這個城市建設的基本運行所使用。
現在我們互換的是這樣一種創新，這樣的創新就是說我們看土地的流轉，把它分成若干個層次，我們剛才講了，那文件里面講的是土地承包權的流轉，現在落實一下這個不能動，言外之意是什么？我想留給大家很多的遐想，這就是創新的源泉！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