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網訊 “靈活就業人員”成為今年全國兩會的關鍵詞之一,與此同時,重啟占道經營讓成都一下子火了。成都在確保不影響居民交通和不擾亂市容環境秩序的情況下,允許設置臨時占道攤點攤區,臨街店鋪可以臨時越門經營,也同樣允許流動商販販賣經營,街頭出現了久違的官民良性互動。在今年的兩會上,成都這一實踐被媒體報道后,代表委員紛紛表示贊同。隨后,中央文明辦下發通知,明確要求今年不將占道經營、馬路市場、流動商販列為文明城市測評考核內容。最后,在總理記者會上,成都率先推行的這項政策獲得總理點贊,“設置了3.6萬個流動商販攤位,一夜之間10萬人就業”。
然而并不為人所知的是此次成都重啟占道經營政策的首位倡議者,是北京的北京大學建筑與景觀設計學院副教授 、城市化委員會委員李迪華,他一直致力于搭建自由與理性城市公共空間,讓我們一起來聽聽的心聲。
來自民間的經濟自愈能力
由于受到疫情的沖擊,很多人的就業面臨挑戰。“靈活就業人員”群體數以億計,據李迪華和研究者估測,流動商販、鄉村從業者等是主體,而6億人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平均月收入僅1000元左右。疫情之下,他們成了保經濟穩就業的關鍵群體。李迪華建議以“五允許一堅持”的形式在成都市推廣。今年3月,成都市城管委出臺了“五允許一堅持”措施,規定疫情期間,企業和經營者在保障安全,不占用盲道、消防通道,不侵害他人利益,做好疫情防控和清潔衛生工作等前提下,允許在居民居住集中區開辟臨時占道攤點攤區,允許臨街店鋪臨時越門經營,允許流動商販在一定區域販賣經營。經過兩個月實踐,在兩會上被點贊肯定,并繼續升級推進。高樓大廈間曾一度難覓行蹤的流動商販重現成都街頭,讓其與直接對壘的城市治理,有了重新調和的可能。
李迪華說,在城市公共空間中的這種占道經營行為,它的背后其實是基本民生福祉的改善,是一種非常重要的城市經營活動的一種補充。在疫情期間我們可能看到的是,一部分人通過這種方式來解決就業和收入的問題。在疫后,他們的生活來源怎么辦?我們不可能說等待救援,一定是要讓更多的人,他們有機會去自救,去自己想辦法來解決自己的生計問題。
允許占道經營,成為疫情中激活就業這條民生底線的現實手段,國家相關部門希望成都主動思考、敢于擔當的做法推而廣之。但記者了解到,不少省份對此報以觀望姿態,很多人也對疫情結束及往后是否延續政策存疑。李迪華希望,各地應以成都模式為契機,對占道經營持續長期包容姿態,況且,這也與法有據。
他指出,其實中央政府很早就意識到這個問題了,甚至于在進行城市整治之初,就出臺了相關的政策文件。2017年,國務院的叫《無證無照經營查處辦法》,其中一段文件,就是在縣及以上的人民政府指定的范圍內,從事那些無需證照的經營活動是合法的。
李迪華說:“我們可以把它理解成為叫自發經濟、自助經濟,也可以把它理解成為一種來自民間的一種經濟自愈能力。”
反思城市管理模式
李迪華認為,通過這幾年的城市治理,我們的馬路變得干凈了,變得安靜了。但是我們必須看到這背后是犧牲了老百姓的生活便利,犧牲了大量靠自由自發就業的人口他們的生活品質(為代價),成都想到街頭經濟這樣一種方式,是一種真真切切、眼里有人的一種城市管理模式。
他無不感到惋惜:汽車取代了承載記憶的煙火氣,城市要有車水馬龍,也要尋常巷陌、柴米油鹽,彌合兩者有賴于城市管理者將法令轉化為更多的人性智慧和寬容,拿出更精準的“繡花管理”舉措。
李迪華說:“我覺得疫情這一次我強調的就是一定要反思,我們的事業就是在不斷糾偏的過程中,我們的城管通過這次反思首先是轉變觀念,意識到過去被我們清理掉的這些街頭經濟、小攤小販小店它是我們城市生活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
他指出,中央一直在強調所謂的放管服,就是政府跟百姓之間的關系不是管理是服務,也就是說我們的主政者,尤其市長書記,一定要把這件事情當成自己很重要的工作來抓,要制定規則、規矩重新放開,是管的升級版。從成都經驗本身來說,非常好的一點是它在開放之前制定了規矩,大家都按照規矩、按照規則來辦事。(信息來源:央視新聞客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