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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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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網訊 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城市化委員會委員周天勇日前撰文指出中國經濟增速未來十年可能降至3%。供給側改革，應當將調整產能結構為主的改革向更深層次延伸，轉向以調整城鄉二元模塊各自要素結構和要素能夠互相流動和循環為主的改革。全文如下：
一方面形成了房地產商、城鎮多套房居民與農村居民之間巨大的財富收入差距，另一方面政府高額的土地出讓金，也分配了農民的土地利益和城鎮居民的一部分收入。這樣形成了大眾居民收入總額在GDP中的比例降低，政府收入在GDP分配比例提高，資本在GDP分配中的比例上升。這種格局，造成了生產能力越來越強，有支付能力的群體消費需求日益不足。
總之，計劃生育減少的人口和老齡化，農村人口因體制在城市化過程中的退不出和進不去，GDP中政府和金融資本的高分配率，土地和住宅體制造成更大的城鄉財富收入差距，干預和影響的都是人的收入和人的消費，特別是大眾居民收入和消費。而技術的進步、資本的集中和集聚，則是生產能力越來越強大。
于是，發生了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造成了生產的相對過剩，從而使經濟增長的速度放緩。這是我們的一個研究結論。我們只是就中國實際發生的問題，盡可能地對照一些國家同樣發展階段的標準值，來比較中國人口增長結構變動、二元結構轉型等過程中人口增長、市民化水平、農業就業比例、財富收入房地產化、企業稅費和其他成本、居民收入消費等方面的偏差；再從偏差來估計可能有誤的政策和體制給國民經濟消費需求、居民收入和GDP產出造成的損失，包括長期過程中的20年前人口增長決定20年后經濟增長、錯過城市化人口，以及這些各類經濟損失的累積性效應。
從分析工具上講，只是根據分析中國經濟發展過程、因素影響鏈等，構建了一些較為簡單的數理模型，并使它們能利用現有的數據，來邏輯地解釋中國經濟消費需求不足、生產過剩和增長速度放緩的因果關系。不僅是數理關系的假設，而且是一些人口等因素數據變動引起另一些經濟因素數據變化的證明。雖然可能還不完善，也較為簡略，但我們想提供研究中國經濟下行的一種可能符合實際和有解釋力的分析思路、范疇、方法和邏輯框架。
在此基礎上給出我們調控國民經濟步入良性運行和健康發展的戰略性思路：
（1）由于固定資產投資的勞動報酬轉化率從20世紀80年代的40%下降到了目前交通建設的15%左右和房地產的25%左右，其財政政策投資增加消費需求的效應在技術進步和資本替代勞動力的趨勢下，越來越減弱，擴大內需的重點應當從擴大投資需求轉向擴大消費需求。
（2）擴大國內消費需求的著力點應當提高農村居民和城鎮非戶籍居民的收入水平，使消費需求的支付能力增強，以緩解最終消費產品過剩和中美貿易沖突造成的出口需求不確定性問題。
（3）在經濟主力人口增長上行時，不斷增長的消費需求，要求上年的生產能力不斷地擴張，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薩伊定律是成立的；但是，當市場調節的生育機會成本和住宅、教育、醫療成本太高時，加上對生育的行政性過度干預，造成了經濟主力人口的不斷收縮，而其有支付能力消費需求的不斷收縮也要求上年相對過多的生產能力不斷地出清，這時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定律假定因市場對人口的失效性干預，而不再成立，而且生產過剩縮可能會常態化。因此，宏觀政策上用不改變體制而市場機制自然修復的辦法穩定和恢復經濟增長水平，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4）雖然2016年農村居民、城鎮非戶籍居民和城鎮居民間，存在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12363元、22990元和37884元，以及消費分別為10130元、17702元和25382元的差距；特別是三者之間財富擁有和財產性收入的更大差距，是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方面的重大問題；然而，因三者的收入消費率為67%、77%和82%，如果能夠大力度提高目前57662萬農村居民和22000萬城鎮非戶籍居民的收入水平，將會極大地增加中國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與城鎮居民不同的是，這些中低收入居民對傳統工業化產品還是有著巨大的需求，會扭轉生產持續過剩的格局，使工業化時間延長，保證國民經濟未來以7%，甚至8%的中高速度，增長8到10年。
我們基于國民經濟增長放緩深層次原因提出的政策前提是：一是近年來全要素生產率的下降，源于推動增長的要素主要增加在資本投資方面，擴大投資伴隨著超發貨幣，而貨幣不能被消費需求持續相對收縮的制造業所吸收，過多地流向土地和住宅成為房地產GDP，也過多地在金融體系中自我循環，形成金融業GDP，投入與實體經濟產出和效益不相對稱。
二是如果結構性地分析城鎮二元非農業全要素模塊和農村農業全要素模塊結構，我們可以發現，由于二者之間的流動受到長期的阻礙，發生了嚴重的通道淤堵和互相排斥。在農村和農業全要素模塊中，農業中勞動力勞均土地的比例實在是太低，其基本上失去了對城鎮過剩資金和先進技術的吸引和吸收功能，農村因土地房產是休眠和“僵尸”資產也排斥城鎮和信貸資金，使農村和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模塊中，勞動力高達21000萬之多，土地要素相對勞動力實在是太少，資本和技術比率比城鎮低得多得多。
而城鎮非農業全要素模塊中，資本越來越強大，技術越來越進步，有素質的勞動力供應不足，而技術進步和資本有機構成提高卻排斥城鎮較低素質的流動和非戶籍勞動力開始回鄉，土地要素因饑餓供給體制價格越來越高，其形成的生產能力，不能被農村居民和城鎮非戶籍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所平衡，再加上經濟主力人口收縮雪上加霜，導致了城鎮資本和產業的過剩。實際上形成了農村全要素模塊與城鎮全要素模塊之間要素不斷通過流動而優化的通道堵塞越來越嚴重，可能會成為中國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經濟發展質量和推進國民經濟中高速增長的城鄉二元要素模塊間淤積性陷阱。
因此，我們首先提出的一個政策性含義是：不解決全要素生產率低下的城鄉二元模塊間要素不能正常流動和循環問題，提高中國全要素生產率，謀求高質量發展，實現國民經濟中高速增長，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供給側改革，應當將調整產能結構為主的改革向更深層次延伸，轉向以調整城鄉二元模塊各自要素結構和要素能夠互相流動和循環為主的改革。我們的第二個政策含義是：通過調整產能結構供給側改革轉向更深層次的調整要素結構供給側改革，提高全要素配置質量和空間，來推動國民經濟中高速增長。
首先，農村需要加快改革土地產權及配置方式的改革，城鎮需要向進入的新市民提供教育、醫療和社保等均等化的服務，廢除戶籍制度，使人口、勞動力、資本、技術等等在城鄉間、非農業和農業間雙向流動和再配置。這樣的改革，我們估計，會顯著改善和優化城鄉各自要素模塊內的要素配比，改善產出和效益，帶來1%以上的增長新動能。
其次，切實加快農村土地產權和配置方式的改革，使農村土地從生產和生活資料轉變為資產，使農民擁有財富和財產性收入，并且使農村和農業及農村非農業產業有其土地資產吸收城鎮社會資金和信貸資金及技術的功能，改善農村勞動力、土地、資金和技術等要素的配比結構。
這樣的改革，我們估計，由于農村全要素結構質量提高，其土地生產和生活資料資產化具有吸收貨幣和資金功能，增加GDP和農民的財富和收入，以及農村農業和非農業得到社會資金注入的發展，會帶來1%以上經濟增長的新動能。
再次，通過工程力量和技術進步改變淡水的地區分布，改造可利用的干旱土壤地、鹽堿地和沙漠地為國民經濟發展新城鎮、新農村、新產業和新交通體系，在現有的要素城鄉存量模塊外，再增加一經濟發展的全要素新模塊，吸收現有農村模塊中過多的勞動力和人口，也吸收現有城鎮模塊中過剩的資本要素，也給技術進步在新的模塊中以更大和更廣闊的使用之地。
這樣既改善城鄉存量要素模塊的質量和生產率，增強其產出的動能，更是增加了一塊新的可以優化配比的高質量的全要素模塊，擴張了國民經濟增長的新的空間。我們估計，要素新模塊的構建，會帶來未來國民經濟增長2個百分點以上的新動能。需要指出的是，我們計算表明，生育率的低下，人口增長速度的放緩，經濟主力人口收縮，以及少子化和老齡化越來越嚴峻，在未來10年之內，經濟增長速度存在著逐步由目前的6.5%下降到3%的可能壓力。如果順著上述思路和政策，新增的動能除了替代對沖人口變動造成的3個百分點的壓力外，還會額外增加2個百分點的新增動能。在8到10年的時間內，將經濟增長保持在6.5%到8%之間的中高速水平上。
上述構想基于這樣一種國情：如果在全要素模塊中，不能充分地使用現有的2.1億農業勞動力，不能很好地使用2.86億農民工，未來我們不能有效地利用逐步進入勞動力年齡的6000萬留守兒童（這部分勞動力與新技術的新經濟關聯程度不同，很容易被資本和技術所替代），在全要素模塊中僅僅用資本和技術這樣的要素提高產出，則由于與勞動和人口有關的要素因無法參加財富創造而分配收入能力下降，其關聯5.9億億農村人口和2.1億城鎮非戶籍人口，他們有支付能力消費需求的低下，與越來越強大的資本和技術生產能力相對，使生產能力會更加過剩，經濟增長速度的下行壓力將會更大。
而從去產能結構供給側改革，轉向可以有效提高這樣5億勞動力和8億人口收入的上述調整要素結構供給則改革，通過提高要素配置結構質量，制定和實施其有效的政策，則會解開目前城鄉二元存量要素模塊間的淤積和梗阻陷阱，使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和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倍增，也使中國國民經濟的未來展現一個良好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