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年,每當春節過后一些地方就會出現“招工難”。今年春節過后“招工難”再次如期而至,且呈現由東南沿海向中西部蔓延、由季節性向常年性演變之勢。“招工難”是不是我國勞動力、特別是農業勞動力供求關系的真實反映?現階段應對“招工難”的著力點,究竟應放在需求方、逐步放棄勞動密集型產業,還是應放在供給方、繼續釋放農業勞動力?這是事關我國工業化、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如何同步推進的大事,需要深入分析、準確判斷、慎重決策。
我國農業勞動力轉移已進入“劉易斯區間”
為分析農業勞動力向非農部門轉移的變化規律,學術界普遍使用“劉易斯拐點”、“劉易斯區間”的概念。這是著名發展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瑟·劉易斯(W. Arthur Lewis)在《勞動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和《對無限勞動力的反思》兩篇論文中形成的概念。劉易斯認為,二元經濟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是現代工業部門相對傳統農業部門的擴張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有兩個拐點:在經濟發展初期,農業部門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以極低的工資水平就可以吸引他們向工業部門轉移,當工業部門只有明顯提高工資水平才能繼續吸引農業勞動力轉移時,達到第一個拐點;隨著農業勞動力繼續轉移,農業勞動生產率將持續上升,直至與工業部門相當,出現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二元經濟結構消失,這是第二個拐點。這兩個拐點之間的發展階段,稱作“劉易斯區間”。
目前,我國農業勞動力轉移正處于“劉易斯區間”。從第一個拐點來看,大致出現在2004年前后。此前相當長一個時期,由于農業勞動力剩余程度嚴重,農民工工資在低水平徘徊。據2004年的一個典型調查,珠江三角洲地區外來務工人員月平均工資,12年來僅增加了68元。從2004年開始,東南沿海一些地區出現“招工難”現象,農民工工資開始進入上漲通道。根據國家統計局農民工監測數據,農民工月工資,2001年-2003年年均增長4.4%,2004年-2010年年均增長13.5%。特別是2010年農民工工資上漲較為明顯,人均月工資達到1690元,比上年上漲19.3%。從第二個拐點來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2009年,我國第一產業占全國就業人員的38%、國內生產總值的10.3%。近2/5的農業勞動力,僅創造了1/10的國內生產總值,農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仍然很低。目前,發達國家第一產業就業比重,美國、英國為1.4%,德國為2.2%,加拿大為2.5%,法國為3.4%,日本為4%,韓國為7%。我們離農業與非農部門勞動生產率大致相當的發展階段還很遠。
對“劉易斯區間”的農業勞動力轉移,應把握住以下幾點:第一,農業的邊際勞動生產率大于零,但仍低于非農部門,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部門轉移的過程并沒有結束,這種資源再配置仍是經濟增長的推動因素;第二,非農部門必須提高工資水平才能吸引農業勞動力向外轉移,而且隨著時間推移,農業勞動力轉移對非農部門工資水平上升的彈性系數趨于下降;第三,農業部門必須及時進行物質技術改造,一方面為勞動力繼續向外轉移創造條件,另一方面補上勞動力轉移對農業產能的影響,并且使農業產能逐步提升,也就是要“在工業化、城鎮化深入發展中同步推進農業現代化”。
持續釋放農業勞動力仍應是基本政策取向
面對年復一年的“招工難”現象和農民工工資上漲趨勢,不少人主張我國經濟發展必須盡快擺脫對廉價勞動力的依賴,加快產業轉型升級步伐。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使我國在國際產業分工體系中處于不利地位,在對外貿易中吃虧太多;我國農業剩余勞動力已轉移得差不多了,勞動力短缺時代已來臨;農業勞動力不能都進城,應該有人搞新農村建設。
我們認為,盡管我國農業勞動力轉移已邁過第一個“劉易斯拐點”,但目前我國農業勞動力總量仍然是過剩的,農業勞動力向非農部門轉移的潛力還大得很。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十五”計劃和“十一五”規劃綱要分別提出五年轉移農業勞動力4000萬、4000萬和4500萬的量化目標,“十二五”規劃綱要繼續提出了年均轉移農業勞動力800萬的量化目標。在“十二五”時期乃至整個“劉易斯區間”,仍應把持續釋放農業勞動力作為國家的基本政策取向:
第一,將更多的農業勞動力釋放出來,有利于工業化城鎮化持續快速發展。勞動力資源從邊際生產率低的農業部門向邊際生產率高的非農部門轉移,是我國過去30多年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的重要源泉。據世界銀行研究報告,農村勞動力轉移對1979-1996年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16%。蔡昉等人的研究認為,農村勞動力轉移對1982-1997年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20.23%。邁過第一個“劉易斯拐點”后,工資成本上升確實會對工業化城鎮化帶來影響,產業轉型升級的經濟合理性逐步增強。在強調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當下,推進產業轉型升級更容易引起重視。但需要注意的是,產業轉型升級的步伐要與資源稟賦條件的變化相適應。在農業勞動生產率仍然很低、大量農業勞動力就業并不充分的發展階段,如果過快推進產業轉型升級、過早放棄勞動密集型產業,不利于發揮我國比較優勢。在農業與非農部門勞動生產率存在明顯差距的條件下,繼續促進農業勞動力向外轉移,仍是保持我國工業競爭力的重要基礎,仍是支撐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的重要源泉。
第二,將更多的農業勞動力釋放出來,有利于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從根本上增加農民務農收入。當前我國收入分配的一個突出問題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過大。“十二五”時期要做到“努力扭轉城鄉、區域、行業和社會成員之間收入差距擴大趨勢”,特別是扭轉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趨勢決非易事。必須下決心在收入分配格局調整中著力促進農民增收,全面增加農民的工資性收入、家庭經營純收入、財產性收入、轉移性收入。其中,前兩項是關鍵。從工資性收入來看,在第一個“劉易斯拐點”之前,主要靠外出務工人數增加;在“劉易斯區間”,工資水平將持續提高,如果外出務工人數也能持續增加,將為增加農民收入發揮更大作用。從家庭經營純收入來看,主要是通過提高農產品價格和農業勞動生產率來增加農業生產經營純收入,特別是要通過轉移農業勞動力、使留在農業的勞動力占有更多土地資源,使務農收入增長建立在經營規模擴大、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基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