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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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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農業的“反過密化”態勢
由趙岡和陳鐘毅（1982）細致描述，再經黃宗智（1985，1990，2006）精心雕琢的農業過密化理論，對于中國長期存續的小農經濟制度以及零碎化的農耕模式提供了相對合理的解釋。他們認為，人口壓力自宋朝以來就是解釋中國農業問題的關鍵因素，而中國自古至今奉行的多子繼承傳統以及因為農戶家庭無法解雇勞動力所導致的過剩就業人口即便已經導致勞動投入的邊際生產率為零，但也只能附著于土地（趙岡，1995；1997），是中國農業過密化和農耕零碎化的制度根源。
然而，中國經濟轉型正在改變著原有邏輯，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堪稱為中國農業從過密化到反過密化趨勢轉折的分水嶺。我們用“反過密化”概念來概括“作為問題的農業過密化的消解”。“反過密化”可作如下定義：農業勞動力為非農產業所吸收，帶來了農業生產的勞動密集化程度的降低，即投入到單位土地上的勞動人口的減少。據此，“反過密化”意味著邊際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土地總產出率不減，意味著農業勞動力的“半失業狀態”（黃宗智，2006）可以得到改善。
中國農業“反過密化”現實的存在，可通過如下典型調研數據以及更為普遍的農業勞動力轉移態勢得以確證。抽象掉2008年金融危機所引發的“農民工”返鄉潮現象，本課題組的調研結果表明，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所引起的大規模人口遷移、非農就業、農業產業內部結構調整，以及計劃生育政策所帶來的人口自然增長速度的減緩等等，開始改變了中國農業的勞動就業況，費孝通（1947）所言及的“粘著在土地上”“依靠農地謀生”而“不流動”的現象時過境遷，“擴大型家庭”（費孝通，1947）開始解體。在作為調研對象的豫東
北平原傳統農區具有代表性的鄉村，18歲至50歲的留守青壯勞動力，已經不足全部青壯勞動力的兩成。即便是這兩成留守者，其中的60%也把他們最主要的勞動投入到“規?；?/span>”養殖業中去了。有行政村的青壯男性勞動力全職性務農人數，已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戶均2.2個減至2007年的戶均0.3個，也就是說，平均每三個農戶家庭，不足一個青壯男勞力全職性地務農。經濟發達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更是如此，農業勞動力供求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就開始依靠輸入得以均衡，且該狀況不為金融危機所動。20世紀末以來，作為調研對象的廣東省中山市各區鎮的非農就業率一直在80%左右，超過80%的農戶家庭收入來自于非農產業。這意味著實際投入到現有農地上的勞動密集程度正在降低，特別是投入到糧棉種植等傳統農業部門的勞動的密集程度，其降低速度更快。圖1描述了中國農村勞動力結構的整體變化態勢：20世紀90年代初期以降，中國的工業化進程盡管沒有帶來農村勞動力總數的減少，但農業就業人口出現了年均2%的遞減，截至2007年，全國主要從事農業生產的“職業農民”2.86億，其中又有半數以上為農業內部的多元化產業結構和生產結構調所分解?；斯浪?，小農經濟中可供繼續轉移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已近告罄，未轉移出來的勞動力則是農村勞動力中最難轉移的群體（蔡昉、王美艷，2007）或者是農業兼業化群體，中國勞動力的供給狀況已從“無限供給”轉為“有條件剩余”，劉易斯拐點即將在中國出現（蔡昉，2007）。盡管從中國勞動力總數、農村勞動力總數與農村非農就業人口總數之間高度相關的變化趨勢（圖1）尚不能斷然肯定上述農業就業人口減少的案例以及其趨勢具備全國整齊劃一性，但至少在東部沿海等經濟發達省份，甚至是諸多內陸省份，過密化農業狀態下的農業勞動力作為生產要素沉淀且被固化（趙岡、陳仲毅，1982）的現象，因為非農產業的吸收所引起的農業就業機會成本的提高而存在逐步消解的趨勢。也就是說，中國農業的反過密化已經是毋庸置疑的事實。據此，從理論上講，解決中國農地零碎化問題的時機已經成熟。但是，現實并非如此，非農就業率的提高，并沒有改變小農經濟現狀，甚至農地流轉市場發育遭受阻滯，離鄉離土的農民，卻不樂意流轉所承包農地。那么，還要破解哪些制約因素中國農業才能走出小農格局？另外，非農就業率并沒有明顯差異的經濟發達地區，是什么因素決定了其農地流轉速率的明顯差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