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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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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砸鍋賣鐵也要上學”
我出生在兄弟姐妹眾多的大家庭。上世紀50年代，我們兄弟姐妹已是10人，還有奶奶和父母親，這么一個13口人的大家庭，全靠父親微薄的工資收入作為家庭的經濟來源，生活的困窘是難以想象的。
我作為兄弟姐妹中的老大，有責任盡早參加工作，以緩解拮據的家庭經濟狀況，改善朝不保夕的家庭生活。看到我們家的生活，親戚們也力勸我的父母：不要讓孩子繼續上學了，讓孩子趕快參加工作，支撐家庭經濟狀況吧。對于我們這個大家庭的困難，親戚們有目共睹，都為我們著急。
在我們上學讀書的抉擇上，父親是有遠見的：只要孩子有能力，就要上學。那時候父親常常對我們進行“思想教育”，與我們徹夜長談，鼓勵我們努力學習，樹立理想，增強信心。他說：“只要你們愿意上學，家庭再困難，砸鍋賣鐵也支持你們上學！”父親堅定不移的信念成為我們學習的強大動力，兄弟姐妹們都能自覺地努力學習，并且成績優異，很讓父母親欣慰。直到今天，我們仍然對父母親當時的勇氣和決定充滿了感激和欽佩。
1956年，我初中畢業。學校評定我為“三好學生”，保送升入高中。那時候，很多同學的家庭都不富裕，家長都希望孩子初中畢業后上中專。可當年國家號召大家考高中，然后上大學，為國家培養有用的人才。學校召開了畢業班家長大會，讓我父親表了態：響應國家號召，鼓勵孩子上高中。
盡管這樣，我也看到了父母親為支持我們上學已是殫精竭慮，承受了難以想象的困難，看在眼里，淚在心里。1959年，我高中畢業，決定不考大學，參加工作。我在班上有幾個對文藝有共同愛好的同學，打算到歌舞團去。畢業考試后，班主任劉老師通知我，市文化局已來通知，要我們幾個同學到文化局報到。我真是喜出望外！因為到歌舞團去，先當個學員每月也可有十幾元的收入，這在當時來說，對家庭的經濟是雪中送炭啊。再說，我們幾個同學一直是班上和學校的文藝骨干，我們喜愛文藝工作。但當我把這個消息告訴父母親時，遭到了他們的強烈反對，因為這不符合父親對我的期望。無奈，我還是參加了高考。和我一同報考歌舞團的其他三位同學后來都走上了文藝的道路，分別進入江蘇省歌舞劇院和話劇院。
在填報志愿時，父親囑咐我只填報蘇州醫學院。父親說，我上大學，家庭在經濟上的支持已經無能為力了，蘇州有我二姨夫和二姨媽，他們還都在上班，并且沒有子嗣。另外，他們老兩口為人謙和，心地善良，一定會對我多加照顧的。當年，憑借優異的成績，我如愿考上了蘇州醫學院醫療系，開始邁向從醫之路。也像父親所希望的那樣，在蘇州上大學的五年期間，我親身感受到了姨媽、姨夫所給我的家庭溫暖。
大學中的成長
進入大學是幸福的。進入蘇州醫學院是令我向往的。
在大學里，我接受了黨對大學生的紅專教育，響應了毛主席“向雷鋒同志學習”的號召，立志努力學習，全面發展，做又紅又專的祖國有用人才。在學習中，我認真聽取每一節授課，記好筆記，做到當日學到的知識當日消化。在學習方法上，堅持理論聯系實際，觸類旁通。在各種考試前，我和幾位同學會在一起討論重點內容，我做中心講解，做到充分理解，增強記憶，提綱挈領，重點掌握。這不僅提高了我的學習效果，也使得同學學習成績有所提高。1963年，學院舉辦“學雷鋒，勤奮學習展覽會”，展示教授的教案和勤奮學習的學生事跡，我的事跡和照片也展示在展覽會上，我的課堂筆記成為會上的展品。
大學期間，學院的社會活動給了我鍛煉才能的機會。我一直擔任團支部宣傳委員，從大學二年級又兼任學生會宣傳部副部長、學院廣播臺臺長，我還經常編演文藝節目、編寫黑板報，在蘇州市大中專院校革命歌曲演唱會上，擔任全場串聯詞的朗誦，配合文娛部組織代表學院演唱“國際歌”，擔任指揮……這些社會活動提高了我的組織能力、協調能力、語言技巧和處理問題的能力。所以，我認為學生時期在搞好學習的前提下，適當地參加社會活動，對于自身的成長和鍛煉是有所裨益的。同時，我也感到，大學生活，無論在一般知識、專業知識、工作能力和思想品德成長等方面，對于一個人來說，都是人生最重要的成長期。
要做個好醫生，首先要做個好人
1964年，我在蘇州醫學院完成了全部學業，被分配到唐山開灤煤礦總管理處（即開灤煤礦）一所醫院。
盡管遠離家鄉進入煤礦醫院，但是，能夠走上醫生這個工作崗位，可以用自己掌握的醫學知識和技能為工人服務，讓我有一種自豪感。再者，我也終于能夠幫助父母親緩解家庭經濟的拮據了。
雖說是在醫院工作，第一年的實習期卻是下井跟班勞動，“接受工人階級再教育”。我跟隨老師傅挖煤、運材料，參加現場搶救工作，處理生產過程中的小傷小病。通過勞動鍛煉，我熟悉了生產環境，了解了生產環節，掌握了煤礦工人的傷病因素，為日后診斷和治療疾病豐富了感性認識。更重要的是，在目睹了煤礦工人勞動的艱辛和付出后，我對煤礦工人的偉大和光榮有了深刻的理解，也讓我在后來30多年的醫務工作中，與他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和煤礦工人交上了朋友。
實習的下半年，我到醫院做護理工作。醫生的工作和護士的護理工作是醫務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從事護理工作中，學習、掌握護理知識和操作技術，充分理解護理工作在治療、預防和康復等方面都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這為我的成長——日后無論做醫生、做科主任乃至做院長都受益匪淺。
我始終認為，要想做好醫務工作、成為好醫生，首先必須做個好人。我們這一代醫生是在黨的長期思想教育下成長起來的。所以，在我的從醫生涯中，我一直把“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牢記在心里，病人的病情就是命令，病人的需要就是我的任務。這樣的理念，讓我在中毒性痢疾合并感染性休克的病人亟需血漿時，當場獻血；擔任科主任時為高血壓合并腦血栓形成的病人摳大便；為搶救“陣發性心室心動過速”的病人連續工作34個小時，直到病人轉危為安方回家休息，睡了一天半才緩過勁來；為搶救“表皮松解癥”合并3次敗血癥的病人，半個月不下班、不回家……在煤礦醫院的30多年，我搶救過無數的病人，期間雖然辛勞，但每次看到病人轉危為安，心情卻是無比愉快的。
讓醫生成為“人民的醫生”，讓醫院成為“人民的醫院”
前不久，魏則西之死在網上成為熱點。魏則西所患疾病是滑膜肉瘤，這是一種惡性腫瘤，就目前醫學對癌癥的治療水平看，治療效果極差。不要說他在武警醫院治療，即便到世界最有名的腫瘤專科醫院，也未必能治愈。但是，為什么引起如此大的輿論轟動呢？作為一名醫生，我認為，問題在于武警二院把所謂的“生物治療”科室承包給經營理念和經營方法都明顯脫離醫院使命感的莆田醫院。
莆田系醫院是莆田人組建的民營醫院團隊，他們的經營理念就是唯利是圖，所以莆田系醫院的惡行在醫療市場是有目共睹的，形象也是負面的。他們對魏則西使用的CIK細胞免疫療法，采用虛假宣傳，說是“與美國斯坦福醫學院合作”，拉大旗、作虎皮，事實上也為斯坦福醫學院所否認。另外，他們夸贊這種不可靠的治療方法具有對癌癥良好的治療效果，導致魏則西把生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他們的治療上。對于魏則西所患疾病，實質上延誤了治療時機，于是，錢被榨干，生命不保，造成人財兩空的慘劇。
另外，從我在公立醫院和民營醫院從醫多年的經歷，我感到，欺詐患者是當今每一家民營醫院和部分公立醫院普遍存在的現象，過度檢查和過度醫療就是欺詐患者的手段。他們往往通過采取“一哄二嚇三推責”的程序，抓住每一位求生心切的病人，實現金錢利益的最大化。所以，魏則西之死反映出的是人性的泯滅、醫務人員道德的淪喪。這也提醒我國各級醫院，必須端正醫院的經營理念，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而不是為金錢服務；加強醫院管理，加強對醫務人員的醫德教育，千方百計地急病人所想，視病人為親人，認真負責，合理診治，讓醫生真正成為“人民的醫生”，讓醫院真正成為“人民的醫院”。這樣，醫患矛盾才不至于這樣尖銳。
至于百度，在我看來，也不可否認塞責，認真整改、加強管理是其應該做到的。
憶往昔，崢嶸歲月。轉眼間，我從醫已經50余年。醫生的工作，我沒體會到什么“高尚”，更多的感悟是一生的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