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李鳳玲,工學碩士,清華大學教授。歷任北京市海淀區副區長、北京市朝陽區區長、北京市經濟技術開發區工委書記兼管委會主任、北京國際電力開發投資公司黨組書記兼董事長、北京能源投資(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現任北京修實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北京智中能源互聯網研究院院長、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副主任。
幼年家境貧困被迫輟學的經歷、清華大學的讀書教書生涯、豐富的從政從企經驗和兼濟天下的精神境界,讓李鳳玲先生退休后義無反顧地投身公益事業,更讓他以獨有的眼光看待城市與農村、公益與城市化的關系。他認為,城市化不應造成城市與農村的割裂,城市化更應關注農村,城市化的推進應該為農民提供更多的選擇權利和機會。而從一個公益人的角度,他認為公益作為一種社會資本與城市化強調的城市文明不謀而合,公益也有助于緩解城市化帶來的社會問題,并助推社會治理不斷創新、進步。
《城市化》:近年來,我國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由此帶來了許多社會問題,作為公益組織負責人,您認為公益在緩解社會問題方面起到什么作用?
李鳳玲:城市化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必然結果,只有城市化程度提高了,資源利用效率才能提升,集約型社會才能建成,為社會和普羅大眾提供的公共產品的受益面才能提高。在城市化背景下,我國的情況十分特殊:一是我國是人口眾多的農業大國,農村人口所占比重非常高,城市化水平提高后,一方面大量農村人口流入城市,一方面還要保證農田不被荒廢并解決人們的吃飯問題;二是我們的傳統文化中有濃厚的鄉土觀念、家族觀念、宗族觀念,農民失去了祖祖輩輩傳承下來與土地打交道的職業,進城后往往會感覺沒有根基,越是年長的人,對此體會越深。這兩點內容既涉及到了土地利用問題、農業技能與傳統文化的傳承問題,也涉及到資源問題。在這些問題里,教育、文化、環境保護是至關重要的幾個方面。
城市化過程中有很多公益課題,都能夠幫助緩解社會問題。從修實公益基金會的角度出發,我們主要做三方面課題,一是教育,二是文化,三是環境。
在教育方面,我們尤其關注農村教育。城市中的資源相對豐富,城鄉之間理應攜手互助,例如,城市的某些機關單位或企業,有責任對接并幫扶某個鄉鎮建設好環境、消除貧困人口、改善農村教育條件。另外,我更提倡動員城市教師到農村支教,甚至在評價一所城市學校的好壞時,也可以將這所學校是否帶動了農村學校教育質量的進步作為一項評價標準,看它是否利用教育資源擴大了教育成果、縮小了城鄉間的教育差距。這樣的評價標準和體系,是政府應統籌考慮的。反之,若任由城市中的學校不斷將好教師、好學生招致麾下,雖然短時間內學校的升學率會有所攀升,教育資源配置會更加優化,但結果必然是城市的學校越來越好、農村的學校愈加荒廢。
在緩解這一問題上,很多現代化的教育手段都可以起到提升農村教育質量的作用,例如利用信息技術進行遠程教學等等。修實在青海援建了學校,我們也正通過組織大學生和中小學校教師支教的方式來提升當地的師資力量。其實,無論是政府、社會機構還是公益組織,在這方面都能大有作為,這是城市化進程中不可避免并必須關注的問題。
在文化方面,我認為城市化進程中不能忽視對傳統文化的傳承。近年來,人們往往更關注西方文化而忽視了我們的民族傳統,但城市化進程恰恰不能舍棄傳統文化,任何國家的現代化都理應建立在對本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之上。修實目前正準備在北京市懷柔區建設名為“琉璃世界”的文化項目。我們的目的是希望通過這一項目來弘揚儒家、道家、佛家等中國傳統文化。比如傳承中醫文化,古代醫家以“治未病”為指導思想,從疾病的預防著眼去解決人的健康問題。如果我們接受了這一思想,就會重養生、少生病、少往醫院跑,醫療資源也不會像當前這樣緊張。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傳統文化是我們的瑰寶,理應對其保護起來、傳承下去。
在環境方面,修實進行的是環境意識的培養工作。我們的理念是知行教育,讓參與環保活動的人在行動中受教育,這種參與性的教育恰恰是政府很難顧及而公益組織又極其適合做的內容。
總體而言,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下,公益組織要做的內容確實很多,只要你想得到,這條路就會越走越寬,這個隊伍就會越帶越大。
《城市化》:您一直強調城市化進程更應關注農村,請您就這方面談談您的看法。
李鳳玲:我國城鄉之間確實存在一定的差距,從現實情況看,還有進一步拉大的趨勢。造成這一現狀的原因有兩種:一是因城市化速度加快,城市人口的集聚規模加大,城市發展得越好就會吸引更多的人來到城市,這是城市化的必然趨勢,也是積極的一面;二是隨著城鄉差距的加大和農業現代化水平的提高,農村確實存在農業富余人口,尤其是一些農村青年在農村無法找到工作,不得不背井離鄉進入城市。這并非城市化積極的一面,我們不應讓這些農村青年沒有選擇的權利而不得不進入城市謀生,這關系到農村的產業發展與土地利用問題。未來,農村的土地勢必要進行集約化開發,一家一戶種幾畝田的模式并不是農村的出路,它只會將農民束縛在土地上,只有發展現代化的規模農業才能使農民有選擇權,有究竟是到城市發展還是留在家鄉成為農業產業工人的自由。
城市化的發展也不應造成城市與農村的割裂,因此,在城市化的格局中,我們更應關注農村,關注農村的可持續發展。在我國的行政體系下,農村地區也是城市的管轄范圍,在行政市建設過程中,理應統籌考慮農村的規劃,這是城市政府和政府主官在區域規劃建設時首先應考慮到的內容。一座城市的主官顯然不能狹義地將城市建設囿于建設城市中的道路、交通、下水管網、智慧城市等內容上,政府在對其進行考核時也理應把對行政轄區范圍內的農村建設包含在內。
在城市化發展的量化標準上,雖然有特定的城市化率等相關指標,但農民進城后是否能享受到市民待遇,又涉及到我國的城鄉二元結構問題。真正打破這種局面,需要讓農民和他們的子女在城市醫療、教育等方面都享有與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如何用指標來衡量這些內容,也理應被涵蓋在城市化發展指標的范圍之內。這些指標的提升更代表著城市化質量的提升。
此外,農村的一老一小以及環境問題更值得關注,留守兒童不應成為被現代教育所拋棄的人群,留守老人不應有養老的困惑,農村的環境更不應因缺失環保體系而造成污染。解決不好這些問題,我們的城市化質量或者說健康程度就會大打折扣。
《城市化》:關注農村的同時,您認為公益組織如何參與城市治理?
李鳳玲:公益組織確實可以參與到城市治理中來,修實在這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例如之前提到的環境保護知行教育,這恰恰是政府無法顧及而公益組織又最擅長的內容。此外,城市化進程中還有一個尤其值得關注的社會單元——社區。社區是城市中各類人才的最終歸屬地,例如,北京的一個社區可能既有領導干部、企業家、藝術家,也有教授、醫生等不同職業的人群,當這些人離開工作崗位回到社區后,大家又回到了同一個平臺上,如何發揮他們的作用,這個問題尤其值得關注。
修實曾做過一項社區教育支持行動,在北京的西城區、朝陽區和懷柔區分別建立了社區教育體系,將這一群體中愿意參與社區教育的人培訓成社區教育教員,既豐富了社區教育群體,又使他們自身的能量得到了充分的發揮。
就社區而言,它集中了城市的各種積極因素和消極因素,是城市的細胞,城市發展得如何也會從社區這個細胞中有所體現,因而城市化應關注社區的建設和發展。公益組織確實可以在社區治理中大有作為,政府通過引入公益力量,也能夠解決社區中存在的許多問題,實現社區治理甚至城市治理的進步。
《城市化》:公益組織如何做到可持續是關鍵,您曾經表示,希望探尋出公益的可持續發展模式,對此您已有過多年的實踐,可否談談您的看法?
李鳳玲:我們的公益組織在成長中仍面臨很多困境,最大的困境是我本人和我所帶領的這個隊伍中很多人都是從體制內一路走過來的,都是靠工薪生活的人,并沒有太多積累,如果靠自己的積累做公益,難以為繼,所以我們做公益確實十分艱難。沒有錢就做不了公益,在起步階段,我們主要靠的是別人的支持。隨著基金會的成長,我們希望能逐漸從由靠別人出錢支持做公益,走向自己有所收益并支持公益活動持續開展。雖然面臨許多困境,但必須邁上這個臺階。另一方面,我認為政府對公益組織發展的支持力度還遠遠不夠,而管理的措施卻又太多。成立一個公益機構在審批與管理環節都會面臨各種限制,即使公益人的本意是為幫助政府分憂、解決社會矛盾,但繁瑣的審核制度和管理辦法卻往往讓人止步。從政府的角度看,這其實不是明智的行為,因為只有落后的管理制度才會對公益組織采取管、卡、壓的手段。
實際上,公益組織數量的多寡是衡量一個社會文明與進步的重要指標。當更多的社會機構都能夠主動承擔社會責任,當有條件的人都愿意成立公益組織從事公益事業時,這個社會的發展必然充滿希望。對公益組織來說,做公益是它的主要工作,信譽的好壞可以由社會來評價,若政府能夠建立起公益組織的社會信譽評價體系,惡意的公益組織自然做不下去。目前我們并沒有這樣的體系,這也反映出政府在對公益組織的管理上仍然不到位。這樣的管理機制也導致我國公益組織的數量不會太多,更不可能發展出多少有生命力的公益組織。
公益是一筆極其珍貴的社會資本,它提倡的是志愿精神。在開展助困助學、環境保護等活動的同時,公益組織也在向社會傳遞公益理念,通過這種潛移默化、潤物無聲的形式培育公民的參與意識、奉獻意識、集體意識,甚至在城市化的大潮下解決由此帶來的許多社會問題。它與城市化進程中所倡導的城市文明不謀而合,也將對城市化進程中的社會治理創新起到推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