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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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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三農問題”如今日益引起上下的關注。然而三農之成為問題并不始于今日，亦不限于中國。在一定程度上講它是世界各國進入現代化時面臨的普遍問題。我們所面對的特殊性一方面固然源于特定的“路徑依賴”，另一方面也是普遍性問題在我們這里的積重難返。但過去的路徑依賴并不是我們一家的獨自選擇。自20世紀初俄國發生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引起強烈反彈以來，從俄國馬克思主義的一支中形成了通過平分土地完成“民主革命”，再通過集體化建立“社會主義”這樣一種解決農民問題的基本理論。這種理論模式不僅在中俄等國形成了實踐的路徑，成為“列寧主義”的基本成分之一，而且對世界上其他形形色色的許多農民問題理論與實踐產生強烈影響。但這種理論與古典馬克思主義的極大差異，以及它在社會思想史上真正繼承的那些資源，并沒有得到透徹的分析。
今天的中國早已不是“凡是”時代，從思想宗師那里尋找章句以支持改革的“托古改制”方式也已基本成為過去。但是嚴肅的思想史研究與社會變革史研究從來就是互為表里。況且今天一如過去與未來，農民問題一如其他問題，仍然會存在思想與實踐的多元性，包括存在各種左派或新左派選擇。因此從思想史上理清150年來農民問題上的“主義”變遷，仍然對農民“問題”本身的解決有重大意義。
“兩種保守性”與小生產衰亡論
馬克思主義誕生時，經典作家主要是在兩個層面上談論農民問題的。
其一是從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角度，認為農業問題的方向是公有制與“社會化”。而農民在這個問題上有所謂“小資產階級兩重性”或曰“搖擺于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性質；農民是勞動者又是私有者，作為勞動者可能會跟無產階級走，接受社會化的改造；作為私有者又可能跟資產階級走，發生“商品生產者的自發傾向”。而這兩重性中何者居于主要地位，則以農民中的階層不同（大農更多一些私有者屬性，小農更多一些勞動者屬性）以及具體的利害關系背景有所變化。此外當時馬克思主義者還有一個看法，就是認為家庭經營是落后的，要為社會化大生產所取代，不是為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所取代，就是被社會主義社會化大生產所取代。
這樣就產生了關于農民的“兩種保守性”的觀點。當時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擔心農民作為私有者、小資產階級與商品生產者會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斗爭時跟著前者而反對后者，從而表現出“路易·波拿巴式的保守”。恩格斯說：“1848年二月革命的朦朧的社會主義激情很快就被法國農民的反動投票一掃而光。……我們大家都知道，單是農民的這一勛業就索取了法國人民多少代價；法國人民至今還苦于這一勛業的后果。”
而作為傳統“小生產”的體現者，他們如果與資產階級發生沖突，又可能意味著傳統對現代化、“小生產”對“大生產”的抵制，從而表現出“萬代式的保守”，因而無產階級也不能接受。馬克思曾多次談論過對“農民的萬代”的擔憂。而歐洲最典型的農民國家沙皇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更曾普遍認為：“專制制度的支柱應當（而且可以）不是貴族，也不是資產階級，而是‘農民民主派’。”這種看法似乎從反面得到了證實：當時沙皇政府的確有知識分子、資產階級乃至貴族都不可靠，“皇帝和國家唯一可以依靠的階層是農民”的判斷。甚至農民對地主的仇恨也被認為具有這種保守性質，“寧可一切土地歸沙皇，只要不歸地主”的想法是農民皇權主義的基礎。這使得馬克思主義者擔心，面對資產階級革命“專制政府可能利用農民來采取某種冒險舉動”，并認真考慮過在什么條件下可以與資產階級妥協以對付農民的“反動”。
這樣一來，農民無論是跟著資產階級走還是與資產階級沖突，似乎都不是好事，都是“保守”乃至“反動”的體現。所以毫不奇怪，在馬克思與恩格斯身居英國從事寫作的時代，他們對“農民保守性”是看得更重的。《共產黨宣言》中關于農民有反現代化傾向因而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動的”之論斷，《路易·波拿巴的霧月18日》中關于農民是“一口袋馬鈴薯”的論點，都是馬克思農民觀中十分經典的說法。
這種說法來源于馬克思、恩格斯當時所處的西歐，尤其是英國社會發展提供的體驗。過去有一種說法，世界各國都沒能消滅農民家庭經濟，只有英國成功地用大農場取代了小農經營。實際情況并非如此，在19世紀號稱農場化最典型的時代，英國仍有40%左右的耕地是由家庭農場而不是建立在雇傭制基礎上的大農場來經營的。而且以后這個比例更大了。實際上到了恩格斯和馬克思、恩格斯的學生一代進入理論創作活動時，一種不同于馬克思設想的趨勢已經在西方農業近代化進程中表現得很明顯，“農業的發展中并沒有走向大生產的傾向，恰恰相反，在農業發展的范圍以內，大生產并不常是較高的生產形式”。但盡管如此，19世紀中期生活在英國的馬克思、恩格斯仍然可以以當時當地的經驗為依據預言小農的滅亡：“我們假定，農業和工業完全一樣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統治，也就是說，農業是由資本家經營……如果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以工人的勞動條件被剝削為前提，那么，在農業中，它是以農業勞動者的土地被剝削，以及農業勞動者從屬于一個為利潤而經營農業的資本家為前提。”
當時一些最樂觀的馬克思主義者正是以這種“假定”為基礎，認為未來的無產階級革命已經無須面對小農問題，因為作為這種革命對象的資本主義的發展“會替它清洗農村中的地盤，有如在城市中一樣，也期待大生產與小生產的斗爭，將使后者從它們之中排擠出去”。這樣無產階級只需要變私人資本的“農業工廠”為公有制的“農業工廠”就行了，而為此需要考慮的只是城市無產階級與農村無產者—農業工人的合作問題。這樣，19世紀中期的社會主義者相當普遍地忽視農民問題，甚至“認為農民是神秘的、不可思議的，甚至有時引起災禍的東西”。
然而到19世紀末，隨著德法等國無產階級政黨（德國社會民主黨、法國工人黨等）力量的大增，社會主義日益從書本上的理論創作變成實際的大規模社會運動，人們就發現，無論他們是搞社會革命還是僅僅投入競選以擴大勢力，都不能回避原來以為不存在的小農問題，“社會民主黨一走進農村去，立即就碰到那種曾經使以前的民主革命黨驚慌失措的神秘力量。社會民主黨看見，在農村經濟中小生產的消滅，絕不是馬上可以實現的，較大的農業企業只是緩慢地占有那種不得不讓出的地位”。
這個時候德法兩國不僅小農仍然眾多，而且其政治覺悟與參與意識隨著現代化進程也大為發展。農民已不是像拿破侖時代那種抱著傳統忠君思想只知為皇上賣命的“一口袋馬鈴薯”，他們不僅在經濟上開始學會依靠自由的合作制戰勝大農的競爭，在理論上產生了從西斯蒙第到亨利·喬治那樣的思想代表，在政治上也開始發展現代類型的農民黨與農會運動，具有可觀的參與能力，從而成為無論是搞革命還是搞競選都不能忽視的力量。
這時候的德法兩國早已消滅封建制，不存在農奴解放、村社解體這類問題，自然也就沒有了“萬代式保守”的危險。自由小農面對的是大資本大農場等“大生產”的壓力，而無產階級政黨當時一方面與農民同樣面對資本這個敵人，另一方面又自認為是“大生產”的代表而視“小生產”為落后。于是，是支持農民抵抗資本（同時也抵抗“大生產”），還是樂于見到資本的“大生產”繼續消滅小農以替無產階級“清洗農村地盤”，便成了引起激烈爭論的話題。
1894年，法國工人黨南特代表大會通過土地綱領，支持小農反對大資本。不久德國社會民主黨也開會討論土地問題，恩格斯隨即寫了《法德農民問題》一文，表示不同意法國工人黨的做法。他再次提出小農是“過了時的生產方式的殘余”、正在“不可挽救地走向滅亡”。因此無產階級政黨不應試圖維護小農，但是也不能像對待資產階級那樣剝奪他們。“我們預見到小農必然滅亡，但我們無論如何不要以自己的干預去加速其滅亡。……當我們掌握了國家政權的時候，我們絕不會去剝奪小農（不論有無報償，都是一樣），像我們將不得不如此對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樣。”
無產階級正確的態度應當是：在對農民進行階層分析的基礎上，在革命時期力圖聯合正在“無產階級化”的下層農民，來反對傾向于資產階級的上層農民；而在革命之后則引導農民走上合作化道路，但這一切以尊重他們的自愿、不搞強制為條件：“我們堅決站在小農方面，我們將竭力設法使他們的命運較為過得去一些，使他們易于過渡到合作社，如果他們下決心這樣做的話；如果他們還不能下決心，那我們就設法給他們盡量多的時間，讓他們在自己的一小塊土地上考慮考慮這個問題。”
恩格斯逝世前數月寫成的最后一部重要作品《法德農民問題》，是第一代馬克思主義者對“社會主義革命中的小農問題”給出的經典答案，后來考茨基發揮此書的觀點寫成了當時被稱為“《資本論》之后最出色經濟學著作”與“農業問題上馬克思主義思想大全”的大部頭著作《土地問題》，對“小生產沒落論”、“農民階層分析論”、“兩重性論”與“自愿合作論”給予了進一步的系統論證。本書因而成為馬克思主義農民問題理論的權威，在后來俄國馬克思主義與民粹主義進行農民問題大論戰時提供了基本的理論資源。即使在以后第二國際瓦解、列寧與考茨基成為論敵的時代，列寧對考茨基這本書的評價仍然是頗高的。
《法德農民問題》與《土地問題》雖然為此后很長時期內馬克思主義者的農民社會主義改造理論定了基調，但它的“自愿合作論”的溫和色彩后來卻受到斯大林的貶低。斯大林在給“全盤集體化”制定理論依據的1929年12月27日“馬克思主義土地問題專家代表大會”上演說時宣稱：恩格斯關于要給農民“盡量多的時間”去考慮是否合作化的說法是一種“似乎過分慎重的態度”。按斯大林的說法，恩格斯之所以“過分慎重”是因為西歐的農民有土地私有制，以致農民便死守“自己的一小塊土地”。而村社制下的俄國沒有土地私有制，因此我們就無須“過分慎重”，而可以使集體農莊運動“比較容易和比較迅速地發展”《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36頁。。今天我們已經知道，那場把土地“公有私耕”的俄國傳統公社社員變成“公有共耕”的集體農莊莊員的運動曾經遇到農民的激烈抵制，“沒有土地私有制”并未使俄國村社社員比不存在村社制度的中國小農更“容易”接受集體化。這就提示我們：恩格斯的“慎重”并不“過分”，而且這個“慎重”并不是僅僅以“農民留戀小私有的保守性”為理由的。
今天看來，如果離開自然經濟、超經濟強制和人身依附這些傳統特征而僅僅在家庭經濟（與雇傭經濟相區別）意義上定義“小生產”的話，那么“小生產沒落”論和“大生產優越”論在農業中是否成立，至少有待于未來的繼續檢驗。而從馬克思至今一百多年來，我們實際上離這個說法越來越遠，而且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像19世紀的許多早期“小農經濟穩固論”者所說，僅僅是由于小農留戀傳統生活而自愿吃苦耐勞、拼命掙扎的“自我剝削機制”。
現代農業的發展表明“大生產”的農業在效率上也未必優于“小生產”，不僅是前計劃經濟國家的所謂社會主義“大農業”產生了許多問題，資本主義“大農業”也是如此。19世紀末以來，一方面資本主義市場機制對農業的支配已經更多的是通過金融、供銷、服務等領域的控制而不是通過生產經營中的雇傭制來實現，“公司加農戶”的方式日益顯示出比工廠式大農場更大的適應性；另一方面自由農民的家庭農場在市場競爭中通過廣泛的契約性聯合形成的合作網絡的支持，也在許多國家成功地回應了資本主義大農場的挑戰并取得了對后者的優勢。雖然在市場競爭中的確存在著“小農破產”現象，但“破產小農”主要流入了城市與非農業領域，而不是變成“農業工人”。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在農業人口比重劇降、農業生產率大大提高的同時，農業中雇傭勞動的比重不升反降，1966～1967年歐共體創始六國的農業中，雇傭勞動包括臨時性短工在內也僅占農業勞動者的14%。20公頃以下的家庭農場在幾乎所有的西歐國家都取得了對50公頃以上大農場的絕對優勢，甚至在歷來認為大農場最典型并且深深影響了馬克思農業思想的英國，家庭勞動農場與大農場相比也占了52%∶23%的優勢。因此，不能說恩格斯的自愿合作思想“過分慎重”，而是相反，以《法德農民問題》和《土地問題》為代表的農業“大生產優越論”如今需要更加慎重的反思，以此為基礎的集體化理論與“小農保守論”、“農民改造論”更是如此。19世紀經典作家們的這些看法的歷史局限性，在今天應當是不難理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