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衛輝市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村莊——薛屯村,村民們重視教育不比吃穿,他們口里經常提到北大、人大、南開、浙大這些名校。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該村每年都有三五名學生考上大學,如今,1500多農業人口中已出了200多大學生,一條街上竟有多名博士。(2月29日《大河報》)
在“寒門難出貴子”成為時代喟嘆的背景下,“高考名村”的逆襲,無疑會成為公眾注意力的焦點。與其它村莊相比,“高考名村”并沒有什么比較優勢;正是對“知識改變命運”篤定的文化信仰和矢志不移的價值追求,讓教育拔亮了希望之燈,為農家子弟提供了向上社會流動和人生突破的渠道。
“讀書無用論”也好,“知識無力感”也罷,在本質上都是一種教育期望與實現能力的斷裂甚至是脫節。伴隨著高等教育從精英教育向大眾教育轉型,“教育改變命運”的周期性變長、顯示度下降,農村大學生難以立竿見影地改變命運;高等教育已經發生結構性變化,而一些老百姓的“寒門驕子”情節并未及時重塑和更新,難免會導致二者之間出現不對稱。
在經濟市場化、人口流動化的當下,“輟學—打工—結婚生子—打工”成為許多農家子弟不可繞行的人生軌跡。這樣的出路單一化和人生定型化,讓農家子弟陷入了貧困的代際傳承之中。在利益固化、階層板結的當下,高等教育原本是農家子弟改變命運的重要渠道甚至是唯一路徑,為何有些人不再相信“知識改變命運”?
一方面,周邊區域農村大學生的發展狀況,如工作不好找、薪酬待遇差,都會直接影響老百姓對“知識改變命運”的價值判斷。 另一方面,許多農民外出務工,讓孩子成為隔代寄養的留守兒童,導致他們產生學習興趣下降、心理健康缺乏保障、親子關系淡漠疏遠等一系列“后遺癥”。此外,教育資源在區域之間、城鄉之間的不均衡,讓農家子弟在應試教育競爭處于明顯的劣勢地位。
“這家里只要有一個上學的,這個家就有希望。”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里,哥哥孫少安這樣對弟弟孫少平說。這句話,在“高考名村”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即使家庭經濟并不寬裕,村民們都選擇陪伴孩子成長;而早期農村大學生的成功案例,無疑提升了人們對“教育改變命運”的信心和勇氣。這種親子之間和代際之間的良性互動,讓“高考名村”成為教育奇跡。
提升全社會對“知識改變命運”的文化認同和價值追求,既需要“高考名村”的榜樣激勵,更離不開教育公平的伸展。只有實現教育資源的均衡配置,讓鄉村多一些好學校、好教師,農家子弟才會擁有更多“人生出彩,夢想成真”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