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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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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改革開放至今，時間已過去37年有余。37年間，我國社會經濟高速發展，城市化率連年遞增，城市面貌日新月異。與此同時，環境惡化、交通擁堵、住房緊張等“城市病”日漸凸顯，社會矛盾日益凸出，城市化發展水平、速度區域差異巨大。在此背景下，第四次國家層面的城市工作會議——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在京召開。
城市發展進入新階段
1974年，聯合國《城鄉人口預測方法》基于對世界各國城市化進程的研究，指出城市化水平隨時間變化的曲線規律：城市化增長曲線呈現為由0（城市化水平為0，即沒人在城市）到1（城市化水平為100%，即所有人都在城市）向右上傾斜的“S”形（見下圖）。1979年，美國經濟地理學者諾瑟姆在《經濟地理》一書中，以此為依據將城市化進程劃分為三個階段：城市化水平發展至25%—30%之間時，迎來第一個拐點；發展至60%—70%之間時，迎來第二個拐點。在第一個拐點來臨之前，城市化速度相對緩慢，城市化處于初期起步階段；處于兩個拐點之間的第二個發展階段，是城市化中期的加（快）速發展階段；第二個拐點出現以后，城市人口增長速度下降，城市化進入后期穩定階段。
據城市化委員會發布的《中國城市化率調查報告（2006—2012）》，2004年，我國戶籍人口城市化率達到30.81%，正式步入城市化中期加（快）速發展階段。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1年，我國城鎮人口達到69079萬，首次超過農村人口（65656萬）——城市化率超過50%，意味著我國已進入從農業社會向城市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
2015年12月23日，香港《大公報》發表題為《北京觀察：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搭建頂層設計》的評論文章，指出“經過37年的發展，中國的城鎮化進程已經出現翻天覆地的重大變化。城鎮化率由彼時的不足20%，增至現今的55%，進入快車道。中國已經改變了長期的農村社會結構，邁向城市社會，這對城市管理、經濟發展、社會治理、文化形態等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30多年前是改革開放的開始，也是中國城市建設的一個新開端；30多年后的今天，中國城市已經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城市發展已經到了一個新的‘拐點’。因此，城市規劃、發展的方方面面都非常有必要繼續改革。”談及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在此時召開的原因，城市化委員會開發（園）區專委會專家顧問、中國城市經濟學會副會長牛鳳瑞表示。
全面小康5年沖刺期
據《北京觀察》分析，中央城市工作會議選擇在2015年末召開，還有“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節點意義”：2016年中國將開啟“十三五”，進入小康社會的最后5年沖刺期。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社會經濟發展目標，其與城市工作之間存在怎樣的聯系？早在1965年，就有國外學者對“城市化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作出探討：美國經濟學家蘭帕德在《經濟發達地區城市發展歷史》一文中指出，城市發展與地區經濟增長之間存在線性關系，地區經濟增長與城市化發展程度保持一致性；美國地理學家布萊恩·貝利分析95個國家的相關數據后也認為，城市化水平與經濟增長水平表現出正相關關系；更有經濟史學家保羅·貝洛克發布研究結論稱，城市化進程的差異60%—70%可以由經濟發展差異來解釋，30%—40%則要歸因于其它因素，例如工業化水平、經濟類型等。
據知情人士透露，此次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最初基于重點關注城市規劃、建設和管理，但幾經醞釀最終上升為對城市發展的一次全方位部署，其內容與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安居樂業等都息息相關”——這一信息從另一個角度驗證了城市工作與經濟發展之間不可割裂的關聯。“中國今天很多的經濟問題，需要通過城市化發展來解決。比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去庫存，這是住房問題，也是城市化問題。”上海交通大學經濟學院特聘教授陸鳴對城市化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作出如上表述，而這也是中央城市工作會議與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兩會“套開”的深意所在。
會議指出，“城市是我國各類要素資源和經濟社會活動最集中的地方，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實現現代化，必須抓好城市這個‘火車頭’。”談及城市建設對于實現全面小康的意義，上海交通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院長、國家“十三五”發展規劃專委會委員劉士林也表示，“城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主體，在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前夕，召開一個具有全國總動員性質的會議，使不同規模的城市群、城市進一步明確主要戰略目標和任務，不僅十分重要也十分及時。”
“城市病”亟待解決
過去37年間，我國經歷了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市化進程，城市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與此相伴的是，今天的中國也面臨著城市化進程中的種種“城市病”：人口大量涌入，致使城市公共服務資源壓力持續增大；大城市住房緊張，交通擁堵；排水系統不完善使城市“逢雨看海”；水體、土壤、空氣等環境污染嚴重；“垃圾圍城”成為城市工作中最棘手的難題之一……
人們對美好城市生活的期待——孩子在清新的空氣中健康成長、水質更好、環境更綠等，“其實都與日益凸顯的城市病有關”，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副院長李迅指出。而此次會議的核心正是“為城市把脈，開出藥方，引導城市更健康成長”。李迅以環境、交通為例說，“霧霾是城市發展給環境造成的負擔超越了其所能承受的規模和強度，超越了城市自凈能力的體現”，對此，會議提出“限定容量”，“將環境容量和城市綜合承載能力作為確定城市定位和規模的基本依據”的解決之道；針對波及大、中、小城市的“交通擁堵病”，會議提出通過建立“精明城市”、“緊湊城市”，增強城市規劃的科學性，引導城市集約發展等理念。
“城市建設涉及各個方面，單獨一個住建部恐不能協調所有問題，如果中央城市工作會議能夠從更高層面來為城市建設搭建頂層設計，將有助于解決當前城市發展面臨的問題。”牛鳳瑞表示。此次會議提出，今后要通過提升城市規劃、建設和管理三大水平，有效化解各種“城市病”；要“轉變城市發展方式，完善城市治理體系，提高城市治理能力，著力解決‘城市病’等突出問題，不斷提升城市環境質量、人民生活質量、城市競爭力”等，便是從國家層面、綜合各部門力量，為解決“城市病”而作出的頂層設計。
有媒體稱，此次城市工作會議的突出特點是“注重協調發展、持續發展、長遠發展，對‘城市病’、亂規劃、‘攤大餅’式擴張等進行了清晰‘把脈’，為城市工作廓清了思路”。這一總結也契合了石楠在談及“中央城市工作會議為何在此時召開”時所作的表述：“消除城市病，靠現在的管理條條框框難以解決”，必須有“一把進入城市社會、能解決城市矛盾的鑰匙，因此有必要重啟最高規格的城市工作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