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十三五”期間,我國生態環境質量總體改善、能源資源開發利用效率大幅提高。對于垃圾這個“放錯了位置的資源”,該如何利用?城市化發展與環境經濟有何種關系?垃圾分類回收怎樣才能做到有效推行?為此,《城市化》雜志專訪了我國環境經濟、垃圾處理問題專家王維平。他表示,“垃圾始終伴隨著人類,它見證了社會的興衰發展,也給我們帶來困擾、憂慮和啟發。如今,它已成為城市化進程中人類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戰略資源。”在他看來,垃圾問題是一個既原始又現實的問題。
《城市化》:作為環境經濟方面的專家,您對我國的城市化是如何看待的?
王維平:我認為城市化發展應該包括四個方面的問題,第一,城市作為一個復雜的有機耗散系統,其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運轉過程之一就是城市的新陳代謝,簡而言之就是城市需要物資、能源、人力投入,會有產出以及廢物垃圾排放,這一系列過程就是城市的新陳代謝。城市正常代謝在基礎設施中包括供給和排出兩個方面,城市供給包括房屋、水等,排出的包括垃圾、污水、交通擁堵等;第二,人作為城市的核心存在,城市需要給人民民生和民權,民生包括社會保障、養老等,民權顧名思義就是給人民權力,讓人民當家做主;第三,城市的產業經濟發展應著重關心三個方面,即產業、就業和教育培訓;第四,城市安全。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迎來了一個全面城市建設和全面城市發展的新時期,同時也對城市公共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戰,城市安全是個大問題,不容忽視。
對于我國的城市等級,開始時是從便于國家的行政管理角度出發的,在解放初期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后來發展為與社會經濟掛鉤,如大連現在為計劃單列市,在行政和經濟上享有副省級的待遇。但是,改革開放發展到今天,我國城市以行政等級排隊不利于城市的均衡發展,造成了行政級別越高的城市資源越豐富,而一些有特色的小城市因級別太低而得不到合理的資源配置,這應是今后改革的方向。
《城市化》:城市垃圾分類回收政策已經提出多年,在民眾中普遍推行效果不顯著,您認為如何才能有效提升公眾對垃圾分類的意識?
王維平:如今,日本和德國是世界上公認的垃圾分類做得很好的國家,但事實上,最早提出垃圾分類的是北京,這種說法是得到全世界公認的。1957年7月12日,《北京日報》頭版頭條曾發表《垃圾要分類收集》一文。那時的北京人,會把牙膏皮、橘子皮、碎玻璃、舊報紙等按照要求,分門別類送到國營的廢品站賣錢。當時,還有外國人來中國學習如何垃圾分類。但那時的垃圾分類主要是節約意識,還沒有上升到環保意識。當然,那時物質生活貧乏,沒有更多值得回收的東西,甚至連爛菜都要撿出來喂雞。
近年來,我國重新“撿起”垃圾分類,剛開始的確是“作秀”、“擺樣子”。為什么呢?因為垃圾分類不是看起來那么簡單,前端的垃圾分類要靠后端回收、利用和處理。比如說,日本建了垃圾焚燒發電廠、垃圾填埋場、餐廚垃圾處理廠,這就把垃圾分開了——可燃的送焚燒廠,不可燃的送填埋場,有機的去堆肥。而我國重啟垃圾分類工程的時候,后端處理設施還沒建立,自然而然就出現了老百姓在前端仔細地做好垃圾分類之后,結果被胡亂堆在一輛車上拉走了。垃圾分類是一個系統工程,分類后分別運輸、分別加工利用和處理,這又涉及產業鏈的問題。環衛產業化是當下的必然趨勢,但是環衛產業經濟無人研究,就造成垃圾產業沒有后驅力,加之垃圾運營的成本難題,這些產業鏈不是一時半會兒就能建立起來的。
我國做垃圾分類的大背景是正處在城市化進程中,大量外來人口涌進城鎮,同時也把他們的生活習慣帶進城。比如我居住的小區有很多來自外地的商販,他們居住條件很差,或者人貨混居,你還指望他們做垃圾分類嗎?垃圾分類至少要經過一代人的努力,這在國際上都是逃不開的規律。其實垃圾分類發展到現在,人們已經意識到,分類不僅是要所有人把垃圾分開進行資源利用,更重要的是讓全民參與環保,因為每個人都在制造垃圾,所以每個人通過垃圾分類可以提醒自己要節省資源,要對環境負責,這才是垃圾分類的最終目的。
在垃圾分類問題上,除了全民意識的提升需要時間,垃圾分類后端的系統建設也需要時間,此外,還需要法律法規的跟進,這就涉及政府的各個部門是否能配合一致。垃圾分類關系到一個龐大的系統,涉及的政府部門有十幾個之多,比如宣傳由宣傳部管,廢品回收由商務局管,垃圾由市政管委會管,后續的加工利用和循環經濟由發改委和工信部管等。十幾個政府部門來管這一件事,如果認識不一致,有的抓有的不抓,這件事情就干不成。
《城市化》:在解決城市垃圾污染的過程中,您認為有哪些切實可行的對策?
王維平:經過數十年的實證研究,我認為在中國實用性較強的垃圾對策就是,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減量化即從源頭減少垃圾的產生量;資源化就是要變廢為寶,垃圾回收;無害化就是要處理垃圾達到環境污染控制標準。
首先,政府在處理垃圾產業鏈的建設中要發揮重要作用,要使得應對垃圾的對策開始由末端向源頭、從被動向主動、從無害化向減量化和資源化過渡,把各方的利益照顧好,從政策層面指導、扶持;其次,行業內垃圾回收技術體系混亂,需要引導在行業內有明顯經濟作用的回收技術體系,以創新為導向,加快其他落后技術及產能淘汰的同時加強研究方面工作,發展循環經濟,創建綠色GDP;最后,需要從環衛體制上改革,最迫切的點就是要切實做好環衛工人的保障工作。另外,都市“拾荒族”也不應當成為游離于政府視野之外、不被社會關注的群體,不能讓這個產業無序地蔓延。
總之,全社會應當攜起手來,讓垃圾回收成為一個在政府引導和社會關注之下的興利除弊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