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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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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津逵 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主任研究員 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副主任
為什么由香港輻射帶動起來的深圳，總人口卻達到香港的三倍？為什么高等教育、醫療衛生、文化藝術資源遠遜于北上廣的深圳，其房價可與之比肩？為什么缺少國家教育科技投入的深圳成為世人矚目的“創新之城”？為什么這里貧富差距明顯，卻不是一個仇富的城市？
嶺南母體的移民城市
深圳是移民城市，但這座移民城市的母體文化——嶺南文化不同于中國北方文化，這是一種跨越國界廣泛蔓延在中國華南、東南亞、北美等地的文化。這樣的母體使得深圳與那些中國北方因工礦而興的移民城市有著根本不同。
頑強的自主精神
歷史上從中原南下嶺南的漢民系，無論廣府、潮汕還是客家都保存了唐宋以前的漢文化傳統，并以自主的認同制衡來自蒙元帝國自上而下的“編碼”，從而留下“崖山之后”的中國，并廣播于海外的東南亞、北美各地；嶺南文化的自主精神就是近代以來廣東開風氣之先的秘密。人民公社時代全國曾出現“退社潮”，在那些向大鍋飯說“不”的中國農民中廣東農民占了大多數；寶安農民數次的“大逃港”，直接導致了此后中央決定在深圳設立經濟特區；改革開放之初廣東農民創造出“三來一補”的模式，合法引進港商臺商，深圳的經濟由此起步；城市化大潮中深圳農民建新村蓋新房形成“城中村”，成為大量外來人口進入深圳的低成本生活區。“你們的改革是用筆寫的，我們的改革是用生命寫的。”寶安農民用生命贏得了特區，他們被冠以“改革”的自主精神，是“來深建設者”的第一部教材。
有效的地方自治
頑強的自主精神表現在“城中村”：與華北華中不同，寶安農民以宗祠、族譜為紐帶維系著村落共同體，這種共同體中蘊含著巨大的社會資本。全國取消人民公社、包產到戶之后，寶安農民創造出集體股份公司，將村落的土地集中起來，建新村、蓋廠房、招港商，并且讓這些港商享受“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待遇從事來料加工業務，為廣大內地農村轉移的勞動力提供了可觀的就業崗位。新村（城中村）里既有公共空間、每家又都有均等的建房出租機會，深圳沒有中國北方普遍存在的“失地農民”問題。在政府基本建設投資非常有限的時代，農民建起了總量達２億平方米的城中村，成為這個大都市內布局合理、生活便利的低成本生活區，可容納千萬來深建設者。30多年里應有數千萬人住過深圳的城中村，從他們中間走出了深圳眾多的創業者。
從容的經濟理性
廣東人做生意只算自己的帳，從來不在意別人掙得比自己多。這種迥異于“東方式嫉妒”的經濟理性給所有南下的移民上了市場經濟第一課。歷史上，廣東人自中原南下，并未止步于嶺南，而是在上千年的歷史中以商業貿易將自己的生存圈覆蓋了整個東南亞。16世紀以來，隨著歐洲文明的西風東漸，東南亞又成為先于中國向西方開放的地帶，因此，嶺南文化又成為中華文明中最先“洋化”的板塊，與“胡化”的北方拉開更大距離。20世紀中期，美國廢除了排華法案，北美華僑從“葉落歸根”改為“落地生根”，講粵方言的華人可以成為美國駐華大使，嶺南文化務實、從容的本色經過了富蘭克林式經濟理性主義的烘焙，成為跨越太平洋的經濟語言。
開明的地方政府
對民間自治的寬容是深圳政府的開明表現。廣東是孫中山領導民主革命的起源地，地方政府通過對愛國華僑的尊重實現了對私有產權的保護；70年代末重新復出的鄧小平聽說廣東農民“大逃港”，認定是“我們的政策出了問題”，不主張出動軍隊去解決；在比鄰香港的深圳設立經濟特區，讓深圳得以承接香港的產業轉移；允許農民分田到戶之后重新組織集體經濟，允許集體分股不分田，允許農民引進外商搞“三來一補”、征地返地給農民留出發展空間。同一個土地管理法，華中華北失地農民最多“戶均三套房”，廣東農民可以“人均一棟樓”。可以說，深圳精神源于嶺南精神。歷史上從嶺南北望，蒙元帝國的許多法規制度有悖于生產力發展，完全不合理；時至當代，深圳人從實際出發的做法許多依然是“合理不合法”。深圳政府因此千方百計爭取特區立法權，以便將許許多多“合理不合法”的做法合法化。最近20年里，深圳由政府主導的改革乏善可陳，但政府對于經濟發展依然有貢獻，最大的貢獻就是管得少，干預少，給民間留出了更多的空間。政府對于社會建設的態度也坦率得可愛：并不預期社會生態有多大改善，直言社會建設是“風景林工程”，具體的項目不過是“盆景”。這樣的政府比起堅信“有為才有位”的強勢政府，不啻是民間的福音。
國際城市香港的示范
與全世界眾多英殖民地一樣，香港的社會制度建基于英國法治，并在英國治下成為一個高效率城市治理的典范。毗鄰香港的區位不僅在全中國，即使從世界范圍的“經濟赤道”地帶（發達地區與發展中地區的交界地帶）來看，只有第一沒有第二。
低福利高競爭與自由法治
香港社會的低福利高競爭、政府對市場的積極不干預、高度自由法治社會的政府治理和市場治理對深圳構成直接的示范。
當深圳從一個農業區域開始工業化和城市化時，城市文明已高度發達的香港為深圳提供了全套的制度樣本。例如土地批租、房地產按揭、加工貿易、公司治理、股票市場等等，對于深圳從計劃經濟的樊籬中脫穎而出走向市場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深圳有不少的制度“創新”，是以中國大陸的語言從香港轉譯的制度成例。香港是深圳改革開放最主要的標桿，她不僅為深圳帶來強大的產業投資、專業技術，還在房地產、旅游休閑、商業服務和商品消費領域帶來了持續有力的消費拉動。目前在高等教育、醫療衛生、新聞出版、社會服務、公益慈善、宗教信仰等諸多方面，香港和深圳之間依然存在巨大的差距，深圳學習香港借鑒香港還有巨大的潛在紅利。
超過“十所大學”的作用
香港各行各業的專業人士，從企業家、銀行家、職業經理到規劃師、建筑師、會計師、律師、估價師、報關員、工地負責人等等，在設立經濟特區之后來到深圳，參加了深圳的開發和建設，通過全方位地示范和培訓，帶出了深圳各行各業的精英。他們不僅帶來了專業的技能，而且帶來了令人尊敬的職業精神。從封閉停滯的中國大陸來到深圳，并越過界河領略香港的人們，無不留下難忘印象。衛生、綠化、秩序、友善、敬業，實在令人心生感慨，而生起而行之的沖動。香港之于深圳的作用超過了“十所大學”。深圳又不同于香港，在技術創新中扮演了與香港和而不同、錯位發展的角色。
英語城市
香港是一座以英語為官方語言的國際一流商業城市，英語在當今世界的作用如同羅馬帝國時代拉丁語的作用，直接關系到一座城市的國際交往。在香港，不僅法律文件、圖書報刊、街道路牌、學校教材大量使用英語，而且所有受過系統教育的人士也都有英文的名字。這使得香港的精英階層是一群可以用英語思維的人群。香港不是大一統金字塔中的行政結點，她遠離行政權力，客觀上鼓勵深圳人到市場上去實現自己的價值。香港的成功治理大大舒緩了深圳人從近代史教育中背負的張力，以更加國際化的心態從容地面對英語世界。這些都使比鄰香港的深圳成為全球化大潮的近水樓臺。
持續、自愿的移民社會
不同于計劃經濟下的工礦城市，深圳移民潮不是隨著大型工礦項目的建成而完結，而是幾十年持續不斷；同時深圳的移民潮也不是由國家意志或是企業調動來安排的，而是每個人自愿前來的。深圳是一個自愿組成的城市，正如美國是一個自愿組成的國家。
持續涌入的“深圳選民”
毗鄰香港、腹地有限、早期開發難以擺脫土地財政的深圳，其房價在全國位列“一線”。闖深圳的人中多數在深圳干上幾年便回到家鄉或者去其他“門檻”相對較低的地方，這使得深圳建市已經35年但人口平均年齡依然不足30歲。有人說，一個打工族如果不能在三五年內脫穎而出便在深圳難于立足。深圳無情地在每一茬涌入的人們中間篩選出生命力最強的人，這些人可以稱作是“深圳的選民”，他們中有相當比例就是創業者。沉淀下來的人一定是不甘宿命、不安現狀的人，往往會持續拼搏改變自己和整個家族的命運。
腳為深圳投票”
以深圳的高等教育、歷史名勝、醫療衛生、文化藝術資源論，其高房價完全反常規。特別是對于廣大非戶籍人口的“低福利”條件，人們竟然甘愿接受，這也不符合尋常的道理。他們看重深圳的是什么？是深圳給每一個前來者以公平對待和選擇自由，他們相信依靠自己的力量可以打拼出一個新的前途。而當這樣的人口組成了一個近兩千萬人的超大城市，就更加公平和自由，什么人間奇跡不可能發生？
不斷提高的標準
深圳的愿景不在政府報告中，而在民間的認知里。對于深圳人來說，政府將深圳定位為“國際化”還是“現代化”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將深圳看作是什么。如今，教父級的創客是十年前不少在制造山寨手機的；大公司的創立者是20年前憑走私賺得第一桶金的；半數的深圳人住在沒有產權證的房子里，半數的深圳孩子付學費就讀于民辦學校。不能指責深圳的“法外生存”，倒是應當追問何時讓法律適應真實的生活。一旦深圳人獲得了經濟獨立，有些人就開始追問自己人生的意義。于是，一些人會關注生態環境，一些人會參與民主選舉，一些人會要求政府公開財政預算，一些人會對政府部門做出評價……深圳人開始對深圳的社會治理提出更高的預期。深圳的社會發育與發展階段是吻合的，只要政府不做拔苗助長的事，假以時日深圳是可以自然成長出自己的市民社會的。
深圳映照出怎樣的中國？
深圳如同一面失真度極小的鏡子，照出了當代中國的發展階段，也照出了中國的未來走向：
中國整體上處在“低需求”階段
深圳映照出當代中國人整體的需求層次。一個低文化藝術配套、高生活成本的城市令源源不竭的年輕人來此尋夢追夢。這表明當代中國還處在一個欠發達、欠文明的發展階段，國人的需求整體上還處在滿足生存、渴望自由和過程公平的階段，遠沒有到達在文化藝術享受、宜居生活環境上提出更高需求的層次。年輕人樂于奔向的深圳是一個可以更平等掙錢的地方，這座城市的創新也體現在工業產品為主的物質文明層面，說明中國在科學文化藝術上對人類做出貢獻還要假以時日。
南北差異無法短期扭轉
同樣的經濟發展水平可以承載不同的文化，中國南北差異至少在蒙元時代便成定局，“漢人”與“南人”已分軒輊。“洋化”的嶺南保留了更多的地方自治傳統，“胡化”的北方完全被大一統編碼。中國近代現代化的過程，就是嶺南經濟、文化、觀念漸次“北伐”的過程，伴隨著北方行政意志不斷南下對嶺南“格式化”的過程。這兩種趨勢都不可能短期扭轉，這是布羅代爾所說的有異于長時段“地理時間”和短時段“個人時間”的中時段“社會時間”。按照這樣的推理，只要能保持自身基因，深圳的文化優勢至少還將持續上百年。
中國正在發生代際轉變
短短37年中國就從千年饑餓轉向溫飽，并正在奔向小康，兩代人之間的觀念就是天壤之別。今日深圳的人口主體是80后90后，他們是唱著“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青春沒有地平線”，而不是唱著“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的一代人了。比起時下常說的“三期疊加”（“增長速度換檔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人口的代際轉換更為深刻。新生代不奢望深圳為他們提供免費午餐，他們在用腳為深圳投票。他們選擇深圳決不是深圳公共服務水準高，而是中國其他地方公共服務水準同樣不高，還缺少市場上的公平和自由。比起溫飽來說，他們更看重公平和自由。深圳的貧富差距非常明顯，但公平和自由使得深圳不是一個仇富的城市。深圳告訴人們，中國人只要給一點陽光就燦爛，能夠忍受的基尼系數遠大于國際平均水平。
公共投入有巨大優化空間
深圳不僅匯集了中國的尋夢者，而且匯聚了數以萬計的國際創客，他們潮漲潮落般地自由來去，讓深圳依然是一個流動中的城市、演化中的城市。她缺少國家級的試驗室，但不少企業建成了世界級的試驗室；她缺少大學，卻把全國大學畢業生塑造成為職業人；她沒有幾個“兩院院士”，但她是能讓技術創新真正落地的城市……一代一代的年輕人用他們的方式表達，用他們的夢想塑造著這座城市。深圳告訴人們，假如中國的公共投入更多地交給市場、交給地方，中國的發展會更快、更健康！
巨大的改革紅利等待釋放
深圳取得今天的成績僅僅是因為經濟對外開放和市場化改革。和全國一樣，深圳在教育文化、醫療衛生、新聞出版、社會組織、公益慈善、宗教信仰等諸多方面或是大門緊閉或是步履維艱。“百門皆閉唯開一窗”的片面開放已經可以促進經濟的改革和發展。未來，在諸多社會領域的開放將會釋放出多大的改革紅利，這足以挑戰我們的想象力。
深圳映照出的中華文明，經歷上千年的衰落之后從19世紀下半葉開始啟底回升，又經過20世紀的大動蕩之后于80年代在經濟上重啟對人類主流文明的開放。她記錄了中國偉大的復興，同時，由于這場復興來得太遲、起點太低，因此作為這場復興中的典型個案，深圳還遠不是一個偉大的城市，但卻是中國走向復興中最靠譜的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