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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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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有兩大亮點一經提出便引發了輿論聚焦，其一是明確提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并要求“必須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其二是提出促進人口均衡發展。明確“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
隨著老齡化迫近，關于“未富先老”的議論近年來屢有所聞。但是，對于人口結構，尤其是青年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之于創新能力的影響，還需加強認識。十八屆五中全會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不僅將改善中國人口年齡結構，從長遠來看也將助力中國的創新驅動戰略。
人口結構與經濟增長
當前，中國的經濟和人口雙雙進入了“新常態”。這兩個新常態將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產生深刻和深遠的影響，同時也決定了中國經濟發展的道路、模式和步伐。
簡而言之，經濟新常態，就是速度變化、結構優化和動力轉化。在經濟進入新常態的同時，中國人口也進入了一個與以往不同的發展形態。人口新常態的特征主要體現在5個方面:一是人口增長率處于5%左右的低水平，并將在本世紀30年代末轉為負增長；二是勞動年齡人口減少，撫養比開始提高；三是人口老齡化加速，平均預期壽命顯著延長；四是人口素質顯著提高，人力資本存量大幅度增長；五是人口城鄉分布格局改變，人口城鎮化快速發展。中國的經濟和人口幾乎同步進入新常態并非偶然，因為生育率、死亡率、增長率、年齡結構、人口素質和人口分布變化等人口諸要素都是影響經濟發展的內生性因素。
人口變化的新常態會影響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很多方面。從歷史看，每當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動態發生轉折性或結構性變化時，都會給經濟帶來顯著的重要影響。例如：20世紀20年代西方國家人口增長趨緩使其經濟增長失去了一個重要動力來源;二戰以后東亞各經濟體先后取得的經濟“奇跡”則得益于人口快速轉變帶來的人口紅利；長期陷于低生育率陷阱和高度老齡化是導致“歐債危機”的重要原因。
如果我們將美國和日本進行對比，更可以感受到年齡和經濟的密切關系。日本1951年的中位年齡為22歲，而美國這年的中位年齡為30歲。日本的中位年齡在1967年開始超過美國，1992年達到38.5歲，而美國1992年僅33.4歲；2014年日本46.4歲，美國37.6歲，日本現在比美國整整大了8.8歲。
從1992年開始，日本經濟增速低于美國，2014年人均收入降到美國的71％。1951~2014年，隨著日本與美國的中位年齡差從比美國小8歲到比美國大8.8歲，日本與美國的人均收入增速差也由1951~1966年的年均5.63％下降到1971~1990年的年均1.15％、1995~2014年的年均負0.65％。縱然這與當時日美兩國的經濟政策和匯率浮動有著密切的聯系，但我們也能夠明顯地看到中位年齡差和人均收入增速差之間的強相關性。
一般而言，勞動生產率的年齡分布大致是一種正態分布，勞動生產率最高的年齡段一般是25~34歲和35~44歲。這意味著，如果勞動力出現了老齡化，那么由于老年人的勞動生產率相對較低，那么他們有可能會拖累整個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升。
青年是創新主力
青年人占據人口的比重，與一個國家的創新能力亦關系密切。
青年必然是創新創業的主力。經濟新常態是產業結構優化期，很多人認為，中國人口紅利消失后，可以通過產業升級，用“中國創造”護駕“中國制造”。其實“制造”和“創造”都有賴于年輕人的體力和智力。年輕人成本低、跳得高、學得快，是非常優質的低齡勞動人口，有很長的潛在就業年限。中國很多地方進行產業轉型升級，但是沒有轉過來，反而率先出現經濟衰退，例如東北地區，就是因為老齡化程度嚴峻。現在很多地方只剩下“三八六一九九部隊”（特指中國廣大農村留守的婦女兒童和老人），當一個地區只剩下留守婦女兒童和老人，再提轉型升級、創新創業都是徒勞的，因為對于大多數老年人來說，他們更關注的是養老保險、安度晚年。
相比傳統社會以經驗主導生產，現代社會將知識創造獨立于生產過程，并以高度密集的試錯實驗在短期內提升人類對客觀世界的認知。因此，青年得以通過教育，跨過漫長低效的經驗積累，代之以理論知識的高效學習，實現對年長者的“彎道超車”。在極短的時間內，中國從農業文明進入工業文明，然后又迅速進入信息時代。這一過程中，技術成為最大的變量。而在理解、接受和掌握新技術方面，年長者的經驗甚至成為障礙。可以說，青年對以新技術為主的創新創業有著天然的親近感和契合度。
經濟新常態是技術快速變革期，年長的勞動者一般難以適應這種變化。知識經濟對勞動者的自身能力和知識更新速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老年人的精力和體力很難適應這樣的變化，這就導致在知識更新速度快的領域，老年人被迅速地淘汰了，最典型的兩個行業就是IT業和金融業（這也是創新創業最熱門的領域）。
人口結構的影響
目前，中國尚未建立完善的終身學習和培訓制度，年長勞動者因人力資本投資機會缺乏和人力資本積累不足，難以保持原有的勞動生產率水平。
目前，中國的老年人和即將成為老年人的人口都是在1960年以前出生的，他們的工作生命周期階段都是在中國仍處于低收入時期度過。同時中國還沒有建立起一個合理的社會保障制度，缺乏人口紅利的制度“兜袋”。因此，他們在老年時期的經濟實力不足，在相當程度上需要依賴子女的經濟支持，因而也會降低青年的經濟能力。再加上中國長期實行計劃生育政策，每個家庭只有一個孩子，使得夫妻雙方要供養四個老人以及一到兩個孩子，年輕人的經濟壓力大。這樣的經濟壓力，使得青年在創新創業時會面臨更多的困難和阻力，亦將對整個青年群體的創新能力造成影響。
因此，國家的創新能力，不僅由年輕的創新人群決定，整個社會的人口年齡結構，亦將對整體創新能力造成不可忽視的影響。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的說明中提到，當前，我國人口結構呈現明顯的高齡少子特征，適齡人口生育意愿明顯降低，婦女總和生育率明顯低于更替水平……我國人口老齡化態勢明顯，2014年60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已經超過15%，老年人口比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4歲以下人口比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勞動年齡人口開始絕對減少，這種趨勢還在繼續。這些都對我國人口均衡發展和人口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戰。
正是因此，他說，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可以通過進一步釋放生育潛力，減緩人口老齡化壓力，增加勞動力供給，促進人口均衡發展。這是站在中華民族長遠發展的戰略高度促進人口均衡發展的重大舉措。
而從國家創新能力來看，這也是具有深遠意義的舉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