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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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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網訊 日前，瑞典文學院宣布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白俄羅斯作家斯維特蘭娜·阿列克謝耶維奇。對此，城市化委員會委員、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中文系教授梁鴻接受了記者的采訪。梁鴻認為，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作品表現了非虛構的典型特點：從最小的地方入手，從最普通人的經驗入手，去發現時代的聲音。
梁鴻強調，非虛構文學不是不講敘事、不講文體，非虛構文學里面也包含個人，包含個人的價值的存在，所以它并非是完全客觀的，沒有絕對的真相，只有相對的真相。這恰恰就是文學，每個作家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選擇在進行著書寫。關于諾獎對中國非虛構文學的影響，梁鴻覺得可能會有一些一窩蜂的現象，但是不管怎樣都會激勵一些作家非常嚴肅鄭重地去思考這樣一個寫作，也許就會有很好的作品出來。
以下為完整對話實錄：
記者：您對她這次得獎有什么看法嗎？
梁鴻：還挺好的，非虛構文學在世界范圍內以這樣的方式被關注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記者：您之前有讀過她的書嗎？
梁鴻：我讀過她的《切爾諾貝利之聲》，其他還沒有認真看。
記者：您當時就是讀完之后什么感覺？
梁鴻：她的口述的方法以及對普通人細微的關注，我覺得非常棒，因為我心目中的非虛構就是這樣一種從最小的地方入手，從最普通人的經驗入手，然后去發現時代的聲音。因為人是在最前端的，人是活生生的。
記者：我覺得她有一句話讓人印象特別深刻，她說我是通過人說話的聲音來聆聽這個世界的，這也是我當時看完她的一些作品之后非常強烈的感受。
梁鴻：對，因為非虛構容易題材決定論，雖然她的題材也是個大的題材，但是我覺得她恰恰是關注最具體的最普通的最微小的那些細節。
記者：在您看來像她代表的這種紀實類作品和中國當代的非虛構文學有什么區別，和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梁鴻：我倒覺得沒什么異同，因為大家都在用一種不同的方式進行書寫。楊顯惠的《定西孤兒院》、馮驥才的《一百個人的十年》等等都是非常棒的作品，我都讀過，我覺得他們都是用自己的方式在記錄這個時代，他們也都采取了我認為是非常好的態度，他們不回避疼痛、不回避個人、不回避哪怕是偏見的東西，我覺得這個沒什么大的不同，就是不同國家的作家在不約而同地用自己的方式面對大的災難進行寫作。
記者：我作為一個中國的讀者，閱讀她的關于切爾諾貝利的口述史的時候，很容易就想到自己的國家和同胞，比如最近的天津爆炸，當災難發生的時候，一種英雄主義情結很容易被拿來去對抗或者是去抵消這種災難背后的更可怕的東西。您怎么看待災難之后這種或許不應該輕易被定論的或者值得商榷的英雄主義？
梁鴻：我自己從來不那樣去想，我覺得任何一個有自己眼睛和自己想法的都不會因為這樣的話語去忘掉那些災難中實際的疼痛，它只是一種話語方式而已，沒有人把它當真。我認為大家的內心深處其實還是更關注那些普通人最最具體的疼，因為我們知道在雙重語境的中國，當一種表述成為一種口號，一個作家可能要做的就是“去蔽”，把那些口號的光鮮去掉，去尋找口號背后的更為真實的聲音。
記者：您作為女作家，阿列克謝耶維奇也是女作家，我覺得她用自己的方式去挑戰甚至撼動了一種歷史的記錄方式，她自己就說過不相信有真實的文獻，所以您怎么看她身上這種女作家的理想或者是力量或者是執著？
梁鴻：我覺得真相是有待發現的，不管是多么一個全民的時代，它都需要一些走進，然后去發現所謂真相背后更為細微的存在。我覺得世界上沒有絕對的真相，只有相對的真相，只有無限接近的真相，這也恰恰是文學存在的價值。
記者：有人說諾貝爾文學獎是一個文學獎，但是這一類紀實作品要忠于現實的，會不會跟文學的想象力之間有一定的矛盾或者相悖？
梁鴻：我覺得有這樣說法的人是因為他不懂文學，他們以為非虛構文學就不講敘事、不講文體，就是完全的植入。非虛構文學里面也包含個人，也包含個人的價值的存在，所以它并非是完全客觀的，所以剛才我一直講沒有絕對的真相，只有相對的真相，就是因為它包含了一個作家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這就是文學。就像阿列克謝耶維奇寫的切爾諾貝利一樣，在她的眼里面真相就是每個人的聲音，而不是那個大的一個總體的聲音，這恰恰就是文學，她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選擇在進行著書寫。
記者：您覺得這次諾貝爾文學獎把獎頒給了一個非小說的作家，這會對中國的紀實類作品帶來一些推動嗎？
梁鴻：可能會有一些一窩蜂的現象，但是我覺得不管怎么樣，它都會激勵一些作家非常嚴肅鄭重地去思考這樣一個寫作，也許就會有很好的作品出來。
記者：我覺得中國的紀實文學，其實并不是非常統一的，包括以前那種宏大的報告文學，也包括像您代表的這種非虛構寫作。您怎么看待現在中國紀實文學這種各具樣貌的局面？
梁鴻：我覺得時代在不斷地發展，文學也是一樣，它在不斷地洗滌，它會洗掉一些東西，但是也會產生一些新的東西，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的一個選擇，我認為這需要一個大浪淘沙的過程。比如說報告文學現在就被大家持一個普遍的質疑的態度，但并不是說報告文學本身就怎么樣，我認為是寫作的問題，文體本身并沒有好壞優劣，好壞優劣是作家寫作來完成的，并且我覺得一個文體的邊界到底在哪也是在于作家的完成度，它的完成度有多高，那么這個文體的質量就有多高，它的邊界就有多寬。
記者：有人說這次得獎的女作家創造了文獻文學，您怎么看這個特殊的題材？
梁鴻：能夠在文學里面納入文獻也是很好的方式，我是覺得我們對文學應該有種包容的心態，可能中國這么多年以來，覺得小說更為重要，對非虛構一直持有更多的質疑。我覺得這都不要緊，隨著各個層面不斷地提醒大家關注，可能會習慣各種各樣的寫作方法。因為文獻是很好的佐證，它怎么不可以用在文學里面呢？當然可以。現在像布拉尼奧、丹尼洛·契斯等都是百科全書式的作家，他們的知識學用得非常好，這個恰恰是把文獻重新變活，非常棒的，我覺得這恰恰預示著文學更寬廣的一個途徑，這不是個壞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