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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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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昨日披露了大兒子張啟剛留下的一份簡單遺書。遺書大概內容是：“謝謝你們的好意，我知道你們對我的好，但是我該走了。我曾經發誓活不過15歲，死亡是我多年的夢想，今天清零了！（6月13日《新京報》）
畢節4名留守兒童服農藥死亡事件在輿論的持續關注下，對于其死因，從最初的生活貧困翻轉到了親情和關愛的缺失。梳理媒體報道，四個孩子日常生活和物質上的貧困基本被排除，那么，是什么原因導致這一慘痛事件的發生呢？
解讀這一問題，確實有些雜亂和龐大。但是，仔細梳理一下，還是有章可循，首先，為了改善困境，農民不得不拋家棄子入城打工掙錢，養家糊口，于是，留守兒童、留守婦女、留守老人等問題在日積月累中發生了巨大問題，說白了，就是城市化進程遺留下的欠賬。
其次，對于偏遠山區貧困兒童心理的關愛，在政策方面付之闕如，盡管有許多社會組織、公益人士傾全力而奔走，畢竟精力有限，因為交通、資金、信息等方方面面的問題，一些大山深處的偏遠地方根本不可抵達，長期以來形成了貧困的孤島。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如果說物質方面的貧困通過體力猶可爭取的話，那么，心理方面的貧困，就不是通過體力所能達到的。一旦心理問題出現障礙，其它可全部歸零。這一點，我們可從畢節死亡四兄妹之一的大兒子張啟剛遺書中看出：“謝謝你們的好意，我知道你們對我的好，但是我該走了。這件事情其實計劃了很久，今天是該走的時候了。”這是真實的“心已死”。
此為主要問題，其它還有城鄉二元結構的藩籬、農民工子女入學、長久的親情疏離、經濟主導下的人生價值觀等諸多問題疊加到一起，成為壓垮鄉村留守兒童脆弱心理的根源。所以說，留守兒童心理的貧困才是真正的貧困，這也正是所說的大問題。
那么，如何來救贖留守兒童？無論對農村教育、農民工入城的福利待遇、還是子女入學方面都有實質性的政策出臺，向良好的方向發展，但要完成歷史欠賬非一蹴而就之功。當務之急，一是完成對留守兒童的摸底排查，需要跟隨監護人進城入學的，責令學校與城市孩子同等入學，無條件、無能力跟隨監護人入學的，建立留守兒童救助機制，由當地政府牽頭，設立如“留守兒童之家”之類的公益心理輔導機構。
二是建立健全兒童監護人問責機制，如“常回家看看”一樣進行立法，對于長期不能與孩子在一起的直接監護人，在發現問題時，政府有權力按政策責令其無緣由關照孩子，若在限定期限內不能照顧孩子的監護人，根據兒童權益保護法進行訓誡教育或處罰。同時，委托學校和村委會及上一級政府組織及時關注這些留守兒童，給予及時救助。
另外，鼓勵更多的社會組織和企業，加入到關愛偏遠山區貧困孩子的隊伍中來，特別是一些醫療、心理機構，對留守兒童心理做出心理干預和防范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