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又一起“爭鐵路”事件引發輿論關注。對達渝城際鐵路的規劃路線,四川廣安和達州相關部門披露信息不同,引起地方爭議。廣安下屬的鄰水縣不少民眾甚至上街游行,呼吁鐵路過境。
這一現象公眾已不陌生。此前河南鄧州和新野,爭高鐵站選址;湖北荊州市和荊門市爭高鐵選址;為了平衡潮州、汕頭、揭陽三地利益訴求,廈深高鐵的潮汕站設在了三地中間……
類似地方“爭鐵路”事件,之所以經常鬧出大動靜,引起大關注,重要原因之一,這是地方政府和民眾廣有共識的訴求。經濟發達的地方,希望有鐵路錦上添花;經濟落后的地方,更是將鐵路當成發展的“救命稻草”,表達訴求時也就容易表現出義無返顧。在共同的利益訴求下,民眾沖在前面,背后可能有著地方政府的默認甚至撐腰,解決起來會更為復雜。
但一個容易被忽略的問題是,鐵路真的能給地方帶來立竿見影、點石成金的奇效嗎?未必。有學者通過數據研究表明,在1997-2006年間,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被納入高速公路網的那些邊緣城市,相比于其他邊緣城市,其經濟增長率平均要低18個百分點,而其工業總產值的增長率平均要低26個百分點。按照國外學者的解釋,那是因為交通便利后導致地區間運輸成本下降,從而導致邊緣城市的工業經濟不斷向中心城市聚集。
這個分析框架是否適用于鐵路和所有地方,當然還有待研究。尤其是從民眾個人角度說,交通便利了,至少會增加外出掙錢的便利。可不容忽略的一個問題是,地方對鐵路的渴求,幾乎是本能的,不太會去考慮成本產出效率。深層的原因是,目前很多鐵路建設基本不用地方買單,而是國家投資。換言之,對于地方來說,這相當于“天上掉餡餅”,既然無需太多投入,有沒有營養、有多少營養也就無暇深思,先搶過來再說。
在各地都對鐵路求之若渴的現實下,鐵路從規劃到建設,中間就不可避免地受各種因素干擾,是純粹從建設成本最低的標準考量,還是要兼顧帶動一些地方發展?標準如果不夠清晰,決策程序如果不夠透明,就更容易滋長各地“爭路”的情緒,引發激烈的“爭路”行動。
在鐵路規劃中總是存在兩難選擇,如果單純當做市場投資,要考慮的就是成本和未來的經濟效益,但作為重要的基礎設施,又不可避免要考慮對地方尤其是貧困地區的帶動。在這樣的兩難中,如何應對地方的訴求,也就容易陷入困境。
一個可能的出路,還是推進鐵路投融資體制改革,拓寬民間資本進入渠道,這樣一方面會讓鐵路的規劃決策更科學、透明,擺脫地方的干擾;另一方面通過“開源”,可以提供更多選擇,消除更多不通鐵路的“盲區”,就會少一些激烈“爭路”的沖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