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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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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簡介：楊云標，1973年出生于安徽省阜陽市潁州區三合鎮南塘村，1997年從西安政法學院大專班畢業，1998年回鄉協助家鄉村民維護自身合法權益，2003 年在家鄉組織成立了老年人協會、婦女文藝隊，2004年推動并主導成立了安徽阜陽三合興農農村合作社，現任合作社理事長，已從事基層鄉村建設工作16年。
楊云標的人生軌跡在1998年回鄉備考律師資格的幾個月里悄然發生了改變，作為土生土長的南塘村人，當看到家鄉農民負擔過重、甚至連領取匯款都要被盤剝時，他從舉報郵遞員亂收費開始，協助家鄉村民走上了維權之路。在經歷了扳倒村干部，甚至自己和維權骨干當選村干部等一系列事件后，他領悟到，農民維權的核心問題是農民的組織問題，于是，他帶領著不被法律認可的“農民維權協會”轉型成立了“興農合作社”，并引入了“羅伯特議事規則”，使南塘村人以“學開會”的方式，將民主具化為可以解決實際問題的操作方法，用“新鄉村建設者”的姿態實踐作為農民應有的權利。
《城市化》：您曾說農民是耕耘土地守護家園的主人，但現實中這些“主人”的權益卻常常得不到保證，您認為該如何維護農民的權益？
楊云標：從我自身的經歷而言，我曾在自己的村子里做過維權的相關工作，我個人認為，農民維權的核心問題是農民的組織問題，因為現實的制度環境，沒有可以讓農民組織起來，進行集體理性維權的空間。農民維權時只能以單獨的個體存在，所以個體農民無論市場位置，還是權利位置，都處于弱勢。這也曾經是我前期從事很多農民維權工作的原因所在。后期我們將重心變更為農民的組織化工作，并跟農民一起來做村委會的工作，現在的“興農合作社”就是從維權時期建立的“農民維權協會”基礎上演變而來的。以前我們是從有對抗色彩的角度去維權，例如會專門組織人員去監督地方政府，避免他們有違法行為，也就是找一些他們違法的證據；而建立合作社之后，這種情況有了根本性的變化，我們的日常工作是將農民組織在一起，通過地方經濟、文化、社會上進行建設性工作，真正把農民的主體性體現出來，用生計發展，文化建設，鄉村自治的建設去維權。生活改善了，人民真正當家做主了，是最給力的維權。
現在我們在地方做敬老文化節、農民合作資金互助，老年協會、婦女協會、留守兒童活動中心等等，農民越來越多的參與到這些活動中，他們的物質和精神生活變得越來越豐富，而因為農民組織或合作社的存在，政府也覺得農民的力量那么凝聚，更不會再輕易去侵害農民的利益，因為農民們凝聚在一起，無論傷害了哪個，大家的反應都會非常大，因此侵害農民利益的成本很高，所以今天我們再來看當地這些執法或政府部門的工作，都是比較規范的。
《城市化》：隨著城鎮化的推進，大量農村人口向城鎮和產業（園）區聚集，如南塘村一樣，中國大多數農村地區都以留守老人、婦女、兒童居多，但您一直堅守農村進行“鄉村建設”，您覺得缺失了大量勞動力的“鄉村建設”該如何進行？
楊云標：現在的農村青年確實存在“孔雀東南飛”的現象，東南沿海有大量的資本建工廠、搞開發，對年輕人來說，工廠、開發意味著有更多工作、發展的機會。但同時我們的國家也正在加大對中西部農村地區的財政投入，農村的發展機會也越來越多，已經開始有年輕人嘗試回鄉創業了。在我自己的家鄉，我們針對留下的老人、婦女和兒童，組織了老年協會、鄉村婦女文藝演出隊、留守兒童活動中心。因為在我看來，現在“鄉村建設”的主要目標，是如何把留在農村、留在家鄉的老人、婦女、兒童組織起來，讓留在家鄉的人活得更開心、更健康、有更多微笑、更多尊嚴。
前段時間曾有媒體報道留守老人自殺的現象，這一事件反映出大多數留守老人被社會、社區、家庭視為負擔，所以才會出現這樣的悲劇。而我們卻認為老人是我們鄉村的財富，老人是一個村莊歷史的記憶者，是農耕文明的守護者，二十四節氣，種瓜種豆的農業文明，在工廠打工的年輕人早已疏遠，但隨著食品安全危機對生態農業的呼喚，老人們守護的農耕文明的價值正在引起社會的重新認識。老人是農村手工藝的傳承者，例如編織、刺繡等，只有老人還擁有這些技藝，因此，從這一角度看，老人在家鄉的建設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們的經驗、記憶、技術，對農村傳統技藝的傳承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針對留守老人，我們組織了敬老文化節，文明唱大戲、舞獅子、玩雜劇、養老分紅、社區倡導......在我們團隊，農民合作經濟、農民合作文化的建設都有老人匆忙的腳步，讓老人以鄉村主人公的位置參與到鄉村建設，是對老人最大的尊敬。為此，我們提出了“老有所為、老有所樂、老有所學、老有所養”的文化節口號。
《城市化》：對于走入城市的農民來說，有些希望從此在城市生根，而國家的新型城鎮化戰略亦在推動農民的市民化。請從您的角度談一談對農民市民化的看法，您覺得農民該如何分享城市化發展帶來的成果？
楊云標：我們國家一方面在進行新農村建設，另一方面也在進行城市化建設，這兩者之間是相互協調、配合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取代另一方，是長期共存的關系?，F在農村年輕人通過求學、打工而走向城市，這種狀態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都會是農村的發展主流，就如同我們村的很多大學生、經商者、打工者都選擇留在城市工作一樣。
雖然城市化正在洶涌澎湃地發展，但反觀農村，其基礎設施、文化建設、公共生活等也在不斷進步，因此我不太鼓勵大家都進城或都回村，進城或回村，應該是農民自由選擇的權利。如果農民覺得在城市里能更好的實現他的夢想，那么就留在城市，如果他更喜歡鄉村的生活，覺得鄉村才是自己的夢想之地，那么就回到農村，好好地建設美好鄉村家園。對于農民，世界不應該是：融不下的城市，留不下的農村。
對于農民分享城市化發展和經濟發展的成果問題，我認為首先需要讓進城的農民能在城市里生存，雖然從就業政策等方面，國家已經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從以前的所謂農民離土不離鄉再到離土又離鄉，直至現在能夠允許農民自由的到外地工作生活，已經是非常大的進步，但我認為在一些基本的社會保障，如醫療、教育等問題上，仍然有很多方面需要改善。例如北京取締了打工子弟學校，那些在北京打工的家長就迫不得已帶著孩子回鄉，或者讓孩子留在家里，成為“留守兒童”。而這些打工者有些已經在北京工作了幾年甚至十幾年，他們的孩子卻不能在北京上學讀書，這非常值得我們反思。
我認為，在城里有了自己的工作，并且為城市建設作了貢獻的農民，他們應該享受到基本國民待遇的社會保障，這樣才可以使他們安心地留在城市，成為這個城市的建設者。
《城市化》：您在農民民間組織中引入了“羅伯特議事規則”，讓農民實現了無權威狀態的平等自治，這對中國公民社會自我治理創新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您覺得該如何建立長效機制讓這種模式得以發展和堅持下去？如何增強農民積極參與的認同感與歸屬感？
楊云標：從最初的維權，到后來成立老年協會、成立農民合作社，在這一過程中，我們不斷在反思：為什么要維權，為什么要成立農民組織，我們的理想難道就是為了賺幾個吃飯錢？我們的真實愿望是希望能夠在我們自己的家園，建立農民能真正當家做主的農民自治的民主秩序。讓我們農民都能生活的有微笑、有尊嚴。
然而，這個理想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卻很難?！懊裰鳌边@個詞，國人口頭上都會說，從江湖草民到殿堂上的領導，談起民主都能滔滔不絕，但在我們日常行動實踐上卻沒有人知道怎么去實踐民主。我們的生活里沒有實踐民主的經驗和習慣。所以，我們反對專制，反對欺壓農民，可我們又不懂得如何實踐民主，就在我們這樣一個從維權出發的農民組織里，要想用民主的狀態來討論問題，讓大家都能發表自己的意見，達成大多數人的共識，同樣是非常困難的事。坦白地說，這是我當年遇到的最大挑戰。
比如，在開會議事時，“跑題”現象很普遍，大家談論的問題往往無法集中在一個主題上，“跑題”帶來的后果就是效率低下，討論半天還沒有談到要討論的問題；其次是容易形成“一言堂”。某些輩份高、經濟實力強或有威望的人，他們會經常沒完沒了地表達自己的意見，不給別人發言的機會。還容易出現人身攻擊，我把它稱為“野蠻爭論”，就是在開會中如果意見不一致，兩個人就開始吵起來、甚至打起來，常至會議不歡而散。
怎么解決開會議事中的“跑題”“一言堂”“人身攻擊”？朋友推薦了一個叫做“議事規則”的藥方?！傲_伯特議事規則”是美國的一種民主議事規則，規定了民主制衡的程序細節，體現的正是權利、法治和民主的精神。其核心原則，就是要“謹慎仔細地平衡組織和會議當中人或者人群的權利”。它提供了一種可以讓“民主”付諸行動、擁有可操作的策略與程序的可能性。但由于它內容浩瀚，涉及諸多專業術語和規范，并用理性的語言描述出來，所以，直接在農民中使用肯定行不通。就如“羅伯特”這個人名，大家都覺得很不習慣，為此，我們合作社的一位大姐就將“羅伯特”直接喊成了“蘿卜”。于是，我們將“羅伯特議事規則”經過簡化形成了如今的“南塘十三條”，大家也形象地將它稱作“蘿卜白菜規則”。這十三條內容淺顯易懂，我們還把它編成了順口溜，比如“舉手發言，一事一議；面向主持，免得生氣；限時限次，公平合理；立馬打斷，不許跑題……”這樣，即使不識字的大爺、大媽也能明白其中的意思。經過“議事規則”的培訓后，漸漸地大家養成了一些好習慣，開會也不再跑題，不再有“一言堂”，大家的凝聚力和會議的效率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我深切地感到，真正改變的不僅僅是這些開會的秩序，還有每個人之間平等溝通的氛圍，和傳統的鄉村自治重新煥發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