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網訊 “目前中國經濟社會已邁向新常態的發展階段,從歷史維度來看,中國城市怎么規劃建設也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中國城市規劃建設要實現的核心轉變就是由量到質、由物到人,由偏重經濟到注重環境、文化等多種因素的可持續發展。”日前,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副院長楊保軍的“城市規劃與城市特色”主題演講,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系統培訓大會上引起較大反響。楊保軍表示,無論是地方政府還是房地產開發商都必須適應這種轉變,對城市規劃必須要有底線思維。
“很多城市都是求大比高,其實城市規模擴張的階段已經過去了。”楊保軍表示,城市規劃和建設應該求精、求好、求美,但是直到現在還有很多城市主管者還是把規模大、建筑高作為城市的榮耀。目前,中國城市的新城開發已經成為政績工程的集中展示區。這些工程超出了城市的實際需求和財政能力,造成公共資源和土地的嚴重浪費,也往往成為滋生腐敗犯罪的溫床。“說到底,就是城市發展建設管理的指導思想需要轉變,要提高決策機制的科學性和民主性。”
十八屆四中全會就依法決策提出了完整的程序要求,即把公眾參與、專家論證、風險評估、合法性審查、集體討論決定確定為重大行政決策法定程序,確保決策制度科學、程序正當、過程公開、責任明確。
對此,楊保軍認為,根據目前中國國情,政府擁有強勁的資源配置能力和動員能力,因此市長不參與城市規劃決策是不現實的,但領導參與決策就容易變成長官意志。“各方需要形成一種合力和制約關系,領導也需要知道自己的角色,市長的意志不能代替專家意見。重大決策應該設立評審委員會制度,主要領導可以跟各方代表一起討論,最后通過投票制的方式進行表決,市長也只有自己的一票。”據楊保軍介紹,從不少城市的實踐經驗來看,通過民主決策的城市規劃方案即使不是最為完善的,但也能夠將最糟糕的方案排除在外,最大限度地降低規劃失誤造成的浪費。
楊保軍特別強調了城市規劃要有底線思維。在市場經濟環境下,要逐漸積累出一整套城市規劃的負面清單,即鼓勵什么、倡導什么、反對什么、禁止什么,特別是山水資源、人文歷史風貌建筑,無論今后城市怎么發展,這些寶貴的城市資源都像底線一樣不能觸碰。
事實上,城市特別是社區營建離不開社會公眾的共同參與。在日本和我國臺灣地區,社區營建必須傾聽當地居民的真實意見和需求,政府所做的就是在一定條件下為居民提供更為多樣的選擇方案,而不是讓居民被動接受。因此,在新型城鎮化的進程中,增加公眾參與城市規劃的比例,提高市民的話語權無疑能夠使規劃更接地氣。
“看得見山,望得見水,留得住鄉愁”是一句充滿詩意的表述,然而如何將鄉愁留住卻需要用制度落實。“我們建議所有的城市應該開展一項工作,對當地的特色資源進行摸底建檔,所謂特色資源指的是跟城市記憶、歷史、文化相關聯的元素,可以是一條街、一棵樹、一道景、一座橋,也可以是一個地名。”楊保軍認為只有對鄉愁進行定量分析才能把承載當地人記憶和難以割舍的東西留住并且一代一代傳下去。
在上海,曾經發生過因調整公交線路而引發市民反對得以保留的故事。據了解,這條已運營了將近60年的55路老公交線路,見證了新上海公交事業的發展史,在幾代老上海人中留下了寶貴記憶,因此市民在得知這條線路要被撤銷的消息后紛紛建議保留,最終55路至今依然行駛在上海的馬路上。
當人們在想方設法留住鄉愁的時候,不少最能代表城市精神的文化地標建筑、景觀卻正在面臨被一步步蠶食的生存危機。日前,江南三大名樓之一的滕王閣附近將建29層高樓的消息引發了社會的強烈關注。據悉,滕王閣南面的地塊規劃調整公示顯示,B02地塊容積率暴增了9倍,從原本的0.51提高到4.85,如果一旦建成,已經被層層高樓包圍的千年名樓,將徹底變成鋼筋水泥中的“盆景”。
“這種做法顯然暴露了當地城市設計的缺失,城市設計是關注整體的,單個的建筑是解決不了這個問題的。因此城市設計必須要研究建筑與建筑之間的主從關系。滕王閣作為歷史勝跡,那么它在一定的區域范圍當中就是主角,其他建筑不能反客為主,否則就徹底顛覆了城市原有的歷史風貌和建筑特色。”楊保軍認為,國家需要從法律角度提高城市設計的地位和剛性原則。
2014年12月19日,陳政高部長在全國住房城鄉建設工作會議上指出,要加強城市設計工作,制定城市設計技術導則,從城市整體層面到重點區域和地段,都要進行城市設計,建筑設計和項目審批都必須符合城市設計要求。同時,要從維護城市規劃權威性、拓展發展空間、保護生態環境、塑造城市風貌的高度,認識違法建設的影響和危害,下決心、下功夫清除和防治違法建設。
在楊保軍看來,首都的規劃和建筑自古以來都是全國城市的風向標,因此北京的歷史風貌建筑如何保護對全國都有示范作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北京在歷史風貌建筑保護方面并沒有給全國帶好頭,所以其他城市也就有恃無恐。如果能夠像‘打老虎’一樣選取對北京傳統城市風貌破壞最為突出的建筑進行清除,就能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其他城市也就不敢再挑戰城市規劃的權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