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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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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心態藍皮書：中國社會心態研究報告（2014）》出版時，恰逢國慶長假期間。主編王俊秀直到假期之后，在新聞發布會上，手指才第一次觸到這本書藍色的封皮。
自2011年始，這份研究報告已經出版了三本藍皮書。除了封面印著的年份，以及一些簡單排版細節上的不同，今年的中國社會心態研究報告，看上去，跟往年的沒什么不一樣。
但王俊秀知道，最大的不同之處在于，今年是頭一回，“社會信任總水平回升”。
與2010年相比，最近一次社會調查發現，人們的社會總體信任水平，“從負性判斷回歸到一般信任”，“選擇非常不信任的人群，比上次調查減少了1.2個百分點”。
“人們會意識到，社會需要凝聚每個人的信念。” 王俊秀說。這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心理學、社會學學者認為，社會信任水平與社會共享價值觀，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掛鉤的。
整體來說，民眾對5大類機構的信任水平全面上升，商業行業的信任水平雖然最低，但信任度的增幅是最大的，人們對公共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媒體的信任水平也有所提高，對政府部門的信任維持高度穩定。
“我們調查的是人們的心態，是人們主觀的感受，這些數據顯示，被調查者在心理上‘認為’，那些機構，或許比之前更可信了。”王俊秀說。
我國八大城市公眾的社會總體信任水平，最終的平均得分終于“回歸到‘尚可信任’水平”
在今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的“皮書系列”里，《社會心態藍皮書》甚至不在社會政法類的重點推薦名單上，它被用小一號的字體，和《女性生活藍皮書》、《生態城市綠皮書》一起，列在更靠后的位置。
但在10月8日的新書發布會之后，它意外獲得了關注。
“有更多普通人開始關注社會心態，因為關注社會心態，關注社會發展，也是將自身與所在社會聯系起來……這就是社會得以形構的一個心理基礎，即社會認同的基礎。”另一位主編楊宜音在前言所寫的這段話，或許可以解釋，為什么這本書的研究內容會得到廣泛關注。
雖然《社會心態藍皮書》是在2011年才首次出版，但社科院對中國社會心態的研究，卻比這早得多。10年以上的數據顯示，“中國社會正在進入全面轉型時期，社會信任也在經歷著轉型”。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社會心理學研究中心，與北京美蘭德信息公司合作，開展“中國8大城市居民社會信任狀況”研究，迄今為止已經是第3次。2013年11月，調查人員在北京、上海、哈爾濱、鄭州、武漢、重慶、廣州、西安8個城市，隨機抽取10個社區，在每個社區內，抽取高中低檔小區各一個，在每個小區內，隨機抽取10戶，進行問卷面訪。
問卷上的信任程度，被劃分為“非常信任”“比較信任”“一般”“不太信任”“非常不信任”5個級別，最終，只有8.9%的被訪者選擇了后兩個選項。
“這是社會總體信任水平回升的直接表現。”報告顯示，8大城市公眾的社會總體信任水平，最終的平均得分終于爬上了及格線，“回歸到‘尚可信任’水平”。其中，人們對制度的信任水平全面上升，推高了總體信任水平。
“調查是在去年11月進行的，當時剛開過‘十八大’。”王俊秀推測，去年中央出臺的一系列整頓官員作風的規定和措施，在社會上產生了一些積極影響，“打老虎打蒼蠅”的同時，也改善了政府形象。
調查中，政府機構被細分為中央政府、全國人大、本市政府、公安部門、法院、檢察院6個類別，信任程度較2011年全面上升，提高幅度最大的是檢察院。另外，由政府主導的、與居民生活高度相關的9項公共事業，如電燃氣、公共交通、自來水等等，信任度得分都在70分以上，對教育和醫療的分數僅僅在及格線上，信任度則相對較低，但比起3年前的“不信任”，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一是政府形象好轉帶動社會信任提高，二是社會欺騙相對減少提升社會信任，三是媒體的可喜變化助推社會信任提高。”最終，報告中給出了如上結論。研究者認為，一系列反腐倡廉政策的推行、行業法規的完善和監管，以及媒體在信息傳播時更加謹慎，最終促成了社會信任總體水平提高。
改革開放到現在，就是一個社會共享價值觀“摧毀和重建的過程”
如果用“全民矚目的社會熱點事件”，來折射社會價值觀，王俊秀最后在報告中列出的，有郭美美炫富引發的“紅十字會”信任危機、“我爸是李剛”事件、藥家鑫案引發的司法信任危機、“小悅悅事件”引發的“看到跌倒者要不要扶”討論、以及近年來在重慶打黑時發生的“顛覆性巨變”。
“這些熱點事件背后，可以看到當前社會價值觀的形態和變化。從事件發生后，社會的態度和反應，可以清楚地折射出不同社會群體的社會價值取向……雖然這些事件都是個案，但個案背后涌動的社會心態和行為，無疑不能理解為是特殊情境下的意外發生，這種標本式的事件所揭示的社會價值觀念，比學術的測量和調查更為深刻和真實。”研究報告指出。
王俊秀認為，目前的中國社會，是社會價值觀念最為多元的時期，這也會是“使人迷茫的時期”。中國社會在較短的時期內，發生了“太多大的變化”，社會共享價值觀也在“不斷被摧毀重建”，90年代改革開放到現在，恰好是一個最新的重建過程。
他在報告中尖銳地指出，當大多數人在感慨和譴責社會出現“道德滑坡”的時候，“往往是站在一個旁觀者的立場”，拉開距離進行“審視和批判”。在他看來，所謂的道德滑坡，其實就反映在每個人“對于構成道德基礎的日常信念的摒棄和不堅守”。人們用清楚的分界線，對自己和他人“采用了不同的價值標準”。
“傳統價值觀崩塌之后，社會行為也會失序，堅守傳統社會共享價值觀，就是守衛道德底線。”王俊秀試著向中國青年報的記者解釋，究竟該如何理解共享價值觀和信任水平之間的關系，“他們之間并不是一個包含著另一個，只能說，共享價值觀的重建，對信任水平回升有一定影響。其實，今年這份研究報告的重點，是社會共享價值觀。”
這位社科院研究員回想起了彭宇案，這起2006年末發生于中國江蘇南京市的民事訴訟案，一度引起巨大爭議，引發了人們對城市人際信任現狀危機的擔憂。
他分析說，21世紀以來，信息革命推動我們進入了“后工業社會”，信任的形態也發生了變化，從過去適用于熟人社會的“習俗型信任”，開始受到新的適用于陌生人社會“契約型信任”的沖擊。
今年出版的這本《社會心態藍皮書》中，調查顯示，“在市場化進程中，人們對于契約觀念的認同程度在逐漸提高”，而契約觀念“與人際信任和安全感存在顯著相關”。
社會學研究中所說的契約，是社會成員個人與個人、個人與群體、群體與群體、群體與國家之間，一切成文或不成文的約定，涵蓋了法律、道德、風俗習慣。而前些年引發公眾信任危機的，正是一種名為“人緣契約”的東西，那是人與人之間，一種沒有明文規定的道德期望。
“如果社會共享價值觀建立起來了，就比如，你堅信公平與正義，就算你偶爾遇到了詐騙，也不會懷疑社會，這就是說，你對社會的信任感建立起來了。”王俊秀說。
社會信任水平以及共享價值觀的重建，仍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今年《社會心態藍皮書》的調查數據也顯示，總體信任水平的回升，卻并不意味著，“信任危機”的陰影已經不復存在。
在這次城市調查中，8個城市里，廣州被調查者的社會信任水平最高，而上海、北京、哈爾濱和武漢4個城市，仍然處于“不信任”水平。
藍皮書中給出的原因是，城市規模越大，外來人口越多，“城市管理和服務供應不盡到位”，“社會經濟改革較快變動”，再加上部分城市近年來有較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導致“社會矛盾較為尖銳”，以至于信任程度“未達及格線”。
商業行業中，旅游業和廣告業的社會信任問題仍然較大，遠遠比不上公眾對銀行的信任程度。
“這種信任一方面來自對周圍生活的感受，另一方面也來自媒體報道。正面信息和負面信息的側重不同，也影響社會信任水平。”報告說。
王俊秀試著讓記者明白，社會心態的調查數據，實際上更多是人們的“主觀心態”，而不是“社會事實發生的客觀變化”。比如，人們“認為的社會機構和團體詐騙減少了，可以信任了”，犯罪率調查的詐騙案數據卻不一定真的減少了。
但他承認，整體的社會信任程度的確在上升，盡管“幅度很小”，但這是“連續數年下降之后的首次回升”。 王俊秀表示，他也在不斷思考信任水平回升背后的原因。
“原因很復雜，除了報告里給出的那三個原因，還有許許多多的因素影響著人們。對這個結果，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王俊秀斟酌著用詞，“這或許是因為，現在全社會整體的共享價值觀正在重建。”
事實上，拿到最近這一次調查的最終數據之后，這位發展社會學博士并沒有感到意外：“一次小幅度的回升的確可喜，但社會信任水平以及共享價值觀的重建，仍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謹慎地思考了片刻之后，他最終給出了一個比較確切的期限——1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