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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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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的城市化速度相當罕見，它用30多年時間走過了其他城市需要幾十年乃至上百年才能走完的路程。究其根源，當屬改革開放后大批移民的涌入，使深圳一躍成為超千萬人口的特大移民城市。同時，在城市化過程中，移民生產、生活及行為方式的變化，也使其思想觀念發生了嬗變。
由鄉到城：生產方式發生變革
進城農民工中，來自湖南、湖北、四川等省份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相當多。進城之前，他們主要從事家庭承包責任田的手工生產；進城后，他們主要從事集體協作的大機器生產。這種轉變，對移民個人來說，不亞于一場技術、產業革命。在這場革命性變革中，進城農民工真正感受到知識、技術的價值，開始形成終身教育及學習化生活的意識；開始改變散漫隨意的勞動習慣，逐漸樹立起競爭協作的勞動觀念。
移民進城前以土地承包、獨立自主的生產為主，進城后投入到契約條件下的雇傭勞動過程中。這種角色、身份的變化所引發的生產方式和勞動方式的變化，使進城農民工改變了農村生產“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認為時間不值錢的觀念，改變了農村生活中“勞動力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只有實物才是商品”的意識，經過城市化的洗禮，他們開始認識到“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逐漸形成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商品意識和時效觀念。
生活環境改變移民生活方式
對深圳的進城農民工而言，生活環境的變化使他們的家庭觀念也發生了改變。在農村社區中，家庭是最基本的生產單位，其主要功能是維持全家的生產生活。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說，家庭是農村勞動力的組合體，家庭人口結構對家庭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在選擇配偶時，往往從有益于家庭生產的角度予以衡量和考慮，而較少以感情的融洽性和生活的協調性為基礎，離婚則被看作是家庭經濟的“破產”。
移民進城以后，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在嶄新的城市社區中，農民工靠自身勞動力賺取生活費用，男女都有獨立的經濟來源。因此在這里，家庭不再是主要的生產單位，而是生活單位。家庭的建立以生活的協調性為準則。離婚不再被看作是經濟的“破產”，而更多是感情的決裂和生活的不協調。
移民進城后，由于工作性質的變化，生活方式也隨之改變。在農村社區中，勞動是不計時的，有時早出晚歸，有時整日休閑，一切隨季節和心情而定。而在城市社區中則完全不同，需要定時上、下班；同時，城市社區提供了較完善的生活設施和多樣的文化活動，因此移民們不再滿足于溫飽型的物質生活，開始追求生活質量，追求豐富多彩的文化精神生活。這種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的變化對他們的人生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新型人際交往方式逐漸形成
隨著深圳移民生產及生活環境的變化，其交往、行為方式也發生了變化。在農村社區中，人際關系相對簡單，農業生產個體即可操作。而城市社區中的生產勞動，幾乎每一環節，勞動者都要同許多不熟悉的人用不同的方式打交道。在城市社區中，中國傳統的人倫觀念受到了挑戰，不再局限于五倫關系，在更多的場合出現的是一種新型的人際關系，即與陌生人的關系。有的學者將它稱之為前“五倫”之后的“第六倫”。
農村社區中人際關系雖然簡單，但人際交往的方式卻頗為復雜，既可物物交換，也可以財物與貨幣進行交換，甚至可以賒賬。因為買賣雙方都是熟人鄉親，沒錢可以先拿去用。而城市社區中的人際交往則簡單得多，衣、食、住、行、用都需要用金錢來支付，體現為一種貨幣關系。這就很容易產生“沒錢萬萬不能”的拜金主義思想。另一方面，移民背井離鄉后，處于一種不確定的漂泊之中。這種不確定性，既給人帶來新的希望，也使人對自己的命運把握不定。因此，這樣的人群必然要求尋找某種寄托，對友誼和友情的渴望更強烈。
移民進城之前，其道德觀念和行為準則主要從農村社區中獲得。在一個農村社區，是非對錯，總有一套傳統的、比較穩定的行為道德準則。大家公認的東西，如重男輕女，即便不好，也沒有人反對；某種行為可能是對的，但大家認為不好，那么在這個社區里就行不通。而當他們離開農村社區進入城市后，這種原社區對他們的影響力開始日益淡化，無論是對的或是不對的影響，一時難以被城市社區的陌生環境所接納和認同。道德對行為的約束，輿論對行為道德的監督，在陌生人的群體中效果甚微。而城市社區對不同群體行為道德的影響和監督，主要通過現代輿論工具，如電視、廣播等。這些現代輿淪工具，對部分進城農民工，尤其是居無定所、不訂報紙雜志、收入較低、文化程度不高的勞動者而言，很難發揮影響作用。于是在這里出現了傳統影響渠道和現代影響渠道難以銜接的“真空地帶”，這是城市社區思想道德建設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有待深入研究和逐步解決。
